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探析

作 者:
王云 

作者简介: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王云(1972-),女,吉林集安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

原文出处: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政治观点及 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是导致其被控和定罪的最重要的原因。宗教方面的“不信城邦神 另树新神”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次重要原因。此外,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 敌意对审判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因之,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被 控和定罪是合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对苏格拉底的 控告和定罪显然是不公正的。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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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4-0078-05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和“败坏青年”罪将苏格拉底判处 死刑,从此给世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由于尚未发现原告的控告词和苏格拉底未著一 字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关于此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也给我们留下了 广阔的思考空间。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案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 罪;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第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涉及到 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和人生价值取向,在这里暂不作重点讨论。本文拟在研读原始文献 、借鉴和吸收国外国内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结合苏格拉底案件发生的社会历史 背景对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提出一点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

      (一)五世纪后期雅典社会的危机

      成、住、败、坏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雅典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辉煌与鼎盛后,到 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和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之时,城邦制度和奴隶主民主政治 由盛势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下降和衰落过程。此后,雅典城邦的内部调节能力大大降低和 减弱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正在丧失,其主要表现是:在伯罗奔尼撒战 争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内,雅典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其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普遍 的反思,社会、政府和宗教都成了怀疑和重新考察的对象(注:Clifford Moore.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

      在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世界霸权而战的同时,其内部寡头派与民主派的争权斗争 也从未停止,甚至寡头派还在前411~前410、前404~前403年两次取得政权。频繁残酷 的党派斗争使得社会局势紧张不安,因为:“在他们争取优势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事可 以阻拦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已经是可怕了的;但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既不 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惟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38~239.) 。前410年,民主派在推翻了寡头政府重新掌权后,要求每一位公民必须宣誓捍卫民主 制:“我将亲手杀死任何企图推翻民主政治建立非民主政治、寻求建立僭主政治和与僭 主有联系的人,我将视杀死这类人为神命之事。”(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前404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雅典丧失其海上霸权地位,贵族寡头 派取得政权,建立起三十僭主政治,这个寡头政权对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短 短八个月,就有1500人被处死,5000人被流放(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由于 寡头派的恐怖统治不得人心,不到一年就被民主派推翻了。为了消除三十僭主所造成的 混乱局面,平息社会纷争,安定民心,上台后的民主派颁布了大赦令,宣布既往之罪概 不追究,并要求雅典公民发誓遵守此令。当政的温和民主派领导人安尼都(Anytos)还提 出要处死第一个企图违反大赦令的人(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 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但在同时,为了保 证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稳定,当政的民主派随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待民主政治的“敌人 ”。

      随着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危机的加深,雅典法制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陪审法庭 在审判案件时极易为情绪所左右,许多案件因此得不到公正的裁决。如:前415年,海 尔美斯(Hermae)渎神案被轻易地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前399年被平反);前406年,雅典人 不顾十将军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取得的战绩和当时恶劣的天气状况使得打捞 营救落水士兵的工作无法进行等具体情况,违反审理程序将其不合法地集体判处死刑。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海尔莫盖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难道你看不出雅典人的 法庭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常常把无辜的人处死,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言辞所引起的恻隐 之心或由于申辩的人话说得中听,也常把有罪的人释放了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 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据记载,陪审法庭 就曾因动了恻隐之心而无罪释放了被控为“另树新神”的雅典名妓弗提妮(Phtyne)(注 :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 9.210.207.209.200~201.)

      随着雅典城邦制度的衰落和民主政治危机的加深,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传统宗教已不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了,也不再能满足社会上一切人的 需要了,雅典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观念和不同的“声音”(注:Clifford Moore.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但此时的雅典已不像盛时 那样宽容和开放,而是表现出保守和顽固的一面,对非正统宗教观念进行了无情的压制 ,致使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出现了一系列审判和驱逐事件(注:尼尔森认为,对传布 非正统观念的自然哲学家的攻击,是由预言家或占卜者借政治目的而发起的,理由是: 他们认识到自然哲学家对他们的技术是一种威胁,因为如果像日月食、动物器官的畸变 等现象都是自然原因引起的,那他们就不是预言家了,他们的技术也没有价值了.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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