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65年，施坚雅发表了3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论，对中国市场体系初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注：G.William Skinner,"M 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2,3,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3(1964-1965).）前2篇专论，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市场变迁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初步奠定了施坚雅模式。这一时段，恰好与中国学者眼中的“近代”相吻合。第3篇论文，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商品流通方式和市场共同体等问题，属于施坚雅模式的论证部分。施氏不讳言他的研究是对历史模式的一种提炼，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又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可以划分开的每一个阶段中，农民交易活动都应该受到密切的关注”。他强调，“对中国农村1949年以来的充分阐释必须依靠对前现代农民交易活动的优先分析”。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施坚雅构架其理论模式的学术平台。（注：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一模式在197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完善。（注：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即可知晓。在中国学者眼中，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前者主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以《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为代表；后者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化，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代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是集市体系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两者均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吸纳了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美国地理学家济弗(George K.Zipf)的等级—规模学说，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屈指算来，今年正是该模式诞生40周年。值此之际，剖析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以及该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尤其是方法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至于施坚雅模式对国际汉学界的影响，笔者将另文论述。 一、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以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为中心 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3个方面，下面逐一论述。 近代市场史是施坚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突破口，并由此奠定了著名的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的分析模式——施坚雅模式。故此，评估施坚雅模式必须联系中国近代市场史的发展历程。按照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属于市镇（town，另译集镇）范畴的彼此相连的经济中心地包括：标准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标准市场又叫基层市场，“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至于中间市场，“它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与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相比，中心市场“通常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它的设施，一方面，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这3种经济中心地的居民点，分别称之为“标准集镇”（又译做“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6-8、22-24页。）尽管施坚雅近代市场史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农村基层市场，但其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将它们归之于“中心地类型”的较高层次，这为他日后推衍出区域体系理论埋下了伏笔。在某种意义上，区域体系理论可以说是以城市化为切入点的广义市场史研究。 施坚雅模式在中国学者中获得了广泛赞誉。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之一，甫经提出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注：兰林友：《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毫无疑问，施坚雅对中国农村市场结构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运用“中心地理论”和“巨区理论”，把不同的基层市场视为层级性的连续体，将农村集市网络概括为“市场共同体”说以及地理学的正六边形结构。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被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者广泛运用，其中“中国学者受此启发甚大”（注：李金铮、邹晓
：《二十年来中国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研究者称，施坚雅“在直接对中国民间商业社会的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最具有开拓性”。其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专论，“重点论述了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他开拓性地将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材料和现代地理学的奠基理论——中心地理论结合，运用到中国地域基层商业社会的研究中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之后，学术界在对中国民间基层商业社会进行的各方面研究中开拓了视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使我们对于唐宋以来各个时期的部分地域的商业社会，尤其是基层的商业社会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城市化发展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研究包括中国历史上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中国各个朝代各个地区市镇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专业市镇研究等方面。”（注：樊铧：《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另有研究者称，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这方面的研究首推美国学者施坚雅。参见郭锦超《中国近代区域市场发育特征分析》，《学术论坛》2003年第2期。）回顾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尽管有诸多缺陷，但在探寻农村社会发展的相关变量之间关系时，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模式”，对于中国学者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无疑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模式”（注：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