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制度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演变已经老朽不堪，封建经济的发展如牛负重，步履维艰。清政府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其法与令如猬毛起”[1](P35)，残酷地限制以至扼杀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且利用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麻痹毒害人民，竭力镇压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震醒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巨人，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改革起源》中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出现而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冲破封建统治的樊篱，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开始以崭新的眼光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要求变封建之法，行立宪之制，以“拯斯民出水火，救中华脱危难”。“前乎此者，大臣则固执不更……小臣则依阿取容……士子则徒尚浮文”[2]，都是些与国计民生无关的文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以极大的政治热忱要改变现状，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变法维新热潮。“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3]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变什么法，立什么制，成了当时知识界的中心议题。在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动荡岁月中，面临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严复努力引进西方法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的思想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严复法制思想的形成，是受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他亲自考察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 在英国期间，他曾到英国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因为他们废除封建主义刑讯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诉讼制度，“非徒司法折狱之有术……，有辩护之律师、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4]，故正义伸张，邪恶同蹙。他认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5]然而，中国封建社会是“皆以贵治贱”，中国官僚“其大用在于寄耳目，祛壅蔽，君主以一人而讬于上，悬旒垂黈，脱非得此，则土木偶而已。不独无以全其日月之明也，且无以施其雷霆之威，此其官所为不可已也”[6]。严复将这两种情况加以对比，深感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专制者不允许人民参加政治，“谋国者，以铃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他”[7](P84)。这样，君民上下不一心，政治日益腐败，而英国有“议院代表之制， 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合亿兆之私以为公”[8]。 基于上述，严复提出“世乃以庶建民主，为治国正轨”的民主思想，阐述只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平等相处，让他们参与国事，才能治国保民。他指出，这种统治方法在西方已经取得了成效，“夫欧美诸邦，虽治制不同，实皆有一国之民，为不祧之内主，故其为政也，智慧虽浅，要必以一国为量，而作计动及百年，虽伯理由于公推，议院有其骤散，而精神之贯彻始终则一而已”[9]。因此，他认为：“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10]三百年来西欧国家之所以兴盛发达，而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是由于“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人民存在“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要改变这种状况，“今者事事方为更始，而法典居其重要”。这些思想，表明严复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改良要求的范围，大胆地向外国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揭示了中国之所以挨打被欺，除了传统的保守观念，与国政的腐败和法制的不完备有很大的关系。 为了向人们宣传并帮助人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严复著书立说发表见解，广泛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作品，从他们的著作中索取精神粮食并加以消化，不断充实自己新颖的法制思想。其中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制理论，对严复法制思想的形成影响颇大。 严复在《原富》、《社会通论》等译著和相关的一系列论文中，有不少关于法制的阐述。1904年他首先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所著《法意》，并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330余条按语。这些论述是严复法制思想最好的体现，揭露清末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昏庸腐败，称颂资本主义社会君主立宪制，努力引进西方法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阐析法的一般理论和时代特征 在法的基本理论上，主要探讨法的起源和法的本质，严复接受了孟德斯鸠法制思想的基本观点。孟德斯鸠认为，法可分为两类： 其一，普遍存在的自然法。人类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存在一个自然法时代，那时候人们为寻找自己的食物、相互之间自然爱慕以及和平生活而恪守自然法约束。自然法时代是一个和平共处、互相平等的社会。一切存在物都有自然法，动植物有自然法，人也有自然法，“人之为物也，自其形气而言之，犹万物然，有必信之法，不可以贰”[11]。自然法是渊源于生命的本质的。其实，孟德斯鸠仅限于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作为自然法。他说明了实现法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意义。严复赞同孟德斯鸠关于自然法状态的论述，指出：“孟氏所标之自然公例四：一曰求安、二曰自养、三曰相助、四曰瘉愚，其求安由于恐怖，其自养由于空乏，相助者形气之合，所与禽兽同焉者也，瘉愚者性灵之合，所与禽兽异焉者也，而四者之验效则成于合群。此其在当时可谓精辩矣。顾以比近世群学法典诸家之所得，则真大辂之椎轮，璇宫之采椽也已”[12]。不仅接受自然法思想，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严复推崇孟德斯鸠关于制定法的起源的思想，认为制定法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战争状态，法律出现的使命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亦即社会和平安定的局面。“孟氏于人类所以为群之德，可谓见之真……而其实则法典之事即起于争，使其无争又安事法，国之与国、人之与人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者也”[13]。虽然，严复在法律起源问题上，没有把法律的产生归结到社会物质形态的发展，但他强调重视法律建设的重要性，仍有促进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