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4)04-0016-08 戊戌变法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壮烈牺牲和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等重要事件而告失败。康有为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主帅和旗手；而谭嗣同与梁启超一样是参与变法活动的主将，但声名远没梁响。然而，当1904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式走上历史运动的前沿之后，谭嗣同便成为革命派的旗帜和对付改良派的重要武器。他们这样做有一定的理由：一方面，由于《仁学》中有着非常激烈的“民主”论，同时更由于烈士临刑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p.287)的大义凛然之举感天动地，召引着大批青年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不要说像胡汉民这样的革命政治家将谭嗣同与康梁分开，很多学者也认同了谭乃革命派的观点。欧阳中鹄的孙子欧阳予倩在1943年为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谭嗣同书简》所写的序中说：“戊戌政变是政治改良运动，不算是革命。但六君子就义，当时的确给予社会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因那一回政变的刺激，从桎梏麻醉中觉悟过来，中国的革命也就急激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欧阳予倩还说：“六君子之中，似乎以谭先生嗣同为最激烈。在他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明显，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党的主张有所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禁书介绍给我父亲读。”[1](p.534-535)由于欧阳予倩特殊的身份——他不仅是谭嗣同终生顶礼膜拜的欧阳中鹄师的孙子，更重要的，是与当初借谭嗣同来攻击康梁的胡汉民诸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学术界一直沿袭他的评价，直到杨廷福在1957年出版《谭嗣同年谱》时，仍引用他的评价，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旁证。[2](p.98)后来，尽管有王栻在《维新运动史》、司绶延在《戊戌改良主义运动》、孙工江、张立文在《论谭嗣同》等书中力辩谭的思想并未超越改良主义之轨，但是，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还是被他的牺牲精神和反清言词所感染，认定他为具有革命思想的改良主义左派人物。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认为谭嗣同是戊戌变法运动中“最激进的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认定他是“激进的理论家和哲学家”，徐义君在《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中专立一章：《谭嗣同政治思想——十九世纪末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最高峰》，李泽厚《近代中国思想史论》（修订本）称谭是改良派的左翼人物。台湾学者王樾在《谭嗣同变法思想研究》一书中，曾将学术界关于谭嗣同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不同认识以小注的形式给予分类，指出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谭嗣同的思想包含了民主主义的观点和反清革命思想，实际上确已超过了改良主义的范围。”[3](p.11) 那么，究竟如何来认识谭嗣同的思想属性，以及确定他在改良运动中的地位呢？我们认为应该首先确立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评价谭嗣同生前的思想必须以当时的代表性人物为参照物，将他们的核心言行作一一对比，这样才能做出客观的结论。当时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而梁启超自己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4](p.100)所以，本文特以梁启超为参照，分析这两位出身不同、个性不同、师承不同的人，为什么最后会走到一起；戊戌变法时他们的主张是否相同；在谭嗣同逝世后，梁启超有无背叛谭嗣同；而谭嗣同这面旗帜被革命派抓到手中之后，他们与谭的思想是否相同，以便恰当地确立谭嗣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政治地位。 一、谭嗣同与梁启超“小异而大同” 谭嗣同与梁启超是一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好朋友。然而，这两位在国家危亡在即，变法势在必行之时走到一起的人，又是何等的不同。谭嗣同为世家公子，谭家自20世祖启寰公起，就以军功显世。其父谭继洵，咸丰进士，先为甘肃道员，后为湖北巡抚，国家虽处衰世，但这个官宦之家，仍很富足。[5](p.13-17)梁启超就不同，他多次说到：“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祖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6](p.15)又说：“启超故贫。濒海而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7](p.24)然而，虽说他们的出身是谭贵梁贫，但就其童年的生活而言，谭嗣同遍遭伦理之厄，性情刚烈而豪放；梁启超却生活在温暖的家庭之中：祖父的循循善诱和同榻之乐，严父和慈母的舔犊之情和百般关怀，使他自幼就形成了仁、勤、慧的品质。[8]谭嗣同由于父亲外放到大西北13年之久，虽有良师，但未能受到系统的教育，唯对船山学情有独钟。在国难当头之时，他迅速走上了变法之路。梁启超自幼就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对于经史之学烂熟于心，特别是遇到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之后，以三四年的时间，助师治学，形成了完整的托古改制和学洋改制的变法思想。当我们简述这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却向着一个方向汇合，即谭嗣同所说的“混两派而并一流”之时，便可发现：变法是事势之所趋、时代之必然。 那么，从事变法运动的梁启超、谭嗣同，除了共同接受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以及托古改制、学洋改制的宏大方略外，其具体的思想有哪些相同之处呢？ 其一，他们共同确认西方民主学说的普遍价值，并将西方的平等思想与孔孟学说相接引。“西政，平等也”，这是他们的共同口号。他们除了像康有为那样将平等思想直接移植到《春秋》之中外，更与《孟子》相比附。在“时务学堂”时期，梁启超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之作，认为，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最得力者在《春秋》，而孟子之学，是要由据乱至升平，最后进入太平世。他一再强调：“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致”、“孟子言尧舜，言文王，为大同之名号”。为落实“大同义”，孟子第一是讲求仁义：“仁义二字，为孟子一切学问总宗旨……一切义理制度，皆从此出”；第二是“保民”：“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第三是均贫富：“井田为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贫富。《论语》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极则也。西国近颇倡贫富均之说，惜未得其道耳。……井田之意，真治天下义第一义矣。故孟子一切经济，皆从此出。”第四是每个人均有“独立之人格”：“不动心为孟子内学宗旨。此中下手功夫，复分三端：一曰先立乎其大者，二曰养气，三曰求放心”。[9](p.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