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4-0066-06 一 19世纪70年代初期，清政府内部发生过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即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与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之间的争论。对此，历史上多数人认为这是清廷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应对外来侵略的两种不同政策的争论。后来，学术界有人提出塞防、海防之争实质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胡绳指出：“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李鸿章“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注：胡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87-38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董蔡时也明确指出：“塞防与海防之争，是爱国与卖国之争”，“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与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淮系首领李鸿章之间的爱国与卖国的争论。”（注：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84-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杨东梁说：“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个集团（即湘系、淮系）争权夺利的派别之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注：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第196-1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86年，杨慎之主编了《左宗棠研究论文集》一书，所收的有关论文都认为“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左宗棠与李鸿章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注：杜经国：《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评价中的几个问题》。）1999年，以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该书认为：“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注：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一卷，第13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总之，上述说法虽在程度上稍有区别，但观点一致，即：塞防、海防之争，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这种观点成为文化大革命以后近30年间学术界的基本导向。 塞防、海防之争，果真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吗？ 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否则，就只能作出简单、片面、武断的结论。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注：《列宁全集》第39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又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对塞防、海防之争，也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为此，我们首先看看争论双方主帅的观点。 李鸿章的观点： 第一，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如东南沿海重要。李鸿章认为：中国的防务，古今之势有所不同，“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故要“力破成见，以求实际”，以海防为重。李鸿章还提出：自奉天至广东的沿海是中国的心腹，特别“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新疆的地位却不重要，只是中国的肢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故主张专注海防，弃新疆不守。 第二，财政困难，塞防、海防不能同时兼顾。李鸿章说：“近日财政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因此，李鸿章主张弃守新疆，停兵、撤饷，即“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覆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颓蹶者哉！”（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7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他还强调：新疆军事并无把握，假如迁延岁月，财政更加穷困，到时后悔已晚。 第三，暂弃新疆，静以待变，再图后举。李鸿章说：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并与俄、英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拔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别生他变。”（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既然新疆终不能守，不如听任英、俄在新疆相争相持。我国则“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县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7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实质上是放弃新疆，听任其从祖国领土版图中分裂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