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耻辱，彻底打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曾骁勇一时的八旗、绿营在西方先进军事力量面前不堪一击的残酷现实，使清政府产生了按照西方标准改革军事，实现军事近代化的强烈愿望。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清政府首先开始向英法两国学习。湘、淮两军及其后的练军纷纷配备西式武器，进而聘请英、法教习，采用西法加以训练。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经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诸邦，一跃成为欧洲主要强国，其军事力量在欧洲大陆更是无可比拟，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由于刚刚统一的德国羽翼未丰，与清廷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加之中德政体相近，其强大的军事工业及其凭借军事力量迅速崛起的历程亦与清廷推动军事近代化以强国的愿望相合。这一切使清廷转而开始寻求德国的帮助。从此，德国开始进入到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德国开拓中国军火市场的努力 德国对中国的介入是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同步进行的，并随德国对外殖民扩张的不断扩大而逐步深入。早在德国统一之前，普鲁士就对中国垂涎欲滴。1860年4月，普鲁士政府在一份备忘录中就明确要求德国远征队以保证中国市场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重点，备忘录说，事情的性质明摆着，凡由于依仗外力保护而得到的商业航运和工业利益，“在个别情况下也许很好，但象是太靠不住了，不能成为扩张的可靠的投机对象”。普鲁士和关税同盟国家“不能对其它民族，尤其不能对中国人自始即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力量不如人、因此权利也不如人的国家的地位；法律上他们应当要求享受最惠国一例待遇”（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明确提出了要以武力为后盾，在中国取得权益的要求。1868～1872年间，曾为普鲁士远征队成员的普鲁士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斐迪南·李希霍芬男爵曾7次到中国内地旅行，在当时中国的18个行省中贯穿了不下13省。当1868年访问位于长江口的舟山时，他立即认为这个地方适宜为普鲁士的一个据点，并建议俾斯麦由北德同盟吞并舟山。此后，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李希霍芬又于1882年出版了他的内容广泛的中国研究集，其中竭力强调胶州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认为德国应以胶州湾为海岸据点，修筑到北京和河南的铁路，“它将替华北的棉花、铁和其它产品创造一个便利的出路和使进口货便宜地通往一些重要的地区”（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2～96页。）。 德国统一后，军火工业发展迅速，为拓展中国市场，德国政府不遗余力。1879年，中俄关系紧张，德国暗地里希望远东发生纠纷，“因为这将直接促成军事订货”，并“将使后去的德国也有机会在那里（中国）得到一个立足之地”。（注：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而就在这年春天，克虏伯厂的一个代理人初次出马，就立即在中国做到了赚钱的买卖，这使德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军火市场产生了更大了期望。 中法战争时，“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唯一的信条就是浑水摸鱼，认为一定要把水拼命搅浑。他先是不断在海宝耳边聒噪，说法国应当侵入安南、东京，然后又突然由激烈攻击一切中国事务，变为极力支持中国方面”（注：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而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中法矛盾加剧，进而促成中国向德国定购军火，从而为德国巨大的军火工业谋求利益。在战争期间，德国武器经由香港大量输往中国，致使驻伦敦的法国大使多次抗议（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4页。）。与此同时，清廷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积极招募退役德国军官赴华工作，德国政府对此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俾斯麦曾就此指出，他不能阻止退役的德国军官应募，虽然德国应当站在“文明的一面”，“但是也不应该忘记它在远东的重要商业利益。因此对一切足以损害它和中国的良好关系的事情必须避免”（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2页。）。 为了德国军火工业的利益，俾斯麦还竭力避免直接侵犯中国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俾斯麦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追求得到北京的大员们的好感，并利用他们想得到这个唯一没有牺牲中国或其邻邦以取得领土的欧洲大国的帮助这种愿望，来增加德国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产品在中国的销路”（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56～157页。）。俾斯麦的政策卓有成效，1885年，张之洞在奏折中言及德国时，就认为德国军力强盛，并且“亲睦中华，确有协助之诚”（注：张之洞：《雇募德弁片》，《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这种看法在当时清廷中颇为流行。 1886年，中国驻伦敦公使曾纪泽奉调回国参加新成立的海军衙门的领导工作，在离欧回国前，应俾斯麦邀请访德，考察德国的军火工业，受到德国政府和各大军火商的殷勤接待。“一切的这些殷勤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曾纪泽从伦敦写给克虏伯的一封致谢信中说：‘我向你保证，我回到中国后，将利用一切机会为你效劳和使你满意。我热烈的希望，贵厂同我们海军衙门的关系能愈来愈得到良好的结果，愈来愈亲密。’”（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2页。）事实证明，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处心积虑很快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