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4)03-0088-06 “到民间去”是民国初期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个流行话语，包含着几个逻辑上互相关联的层面：其一，“到民间去”为什么会成为民初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与20年代知识分子对自身不在“民间”进行反思的心路历程有关。其二，到哪个“民间”去？对“民间”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无分歧？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能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对“民间”的内涵给出不同解释，从而使其去向不同的“民间”，其结果则会造成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意愿与趋势虽同，而在“民间”的作为却可能是天壤之别。其三，“去”和“到”的方式如何？纵观20年代的民国历史可知，知识分子进入“民间”的方式是多样的，并最终产生了乡村建设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以及学术群等几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 以上三个层面的内涵表明：作为一种潮流，“到民间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的心路，显示出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变动趋势，同时，也预示了此后民国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往学术界论及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动向时较多关注五四运动的影响，本文则拟就以上三个内涵层面展开分析，希望能从另一个角度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做一点整体观察。 一、20世纪2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到民间去”的起因 “到民间去”的提出，伴随着一个知识群体自我（认知）反思的过程。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着问题，更谈不到有自我改造的意识。在对“民间”的关注及对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定位上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先觉者曾意识到这一问题。清末，严复在阐述致达富强之途时，曾再三强调开启民智、民德、民力的重要，稍后梁启超作“新民说”，对作育新民以保种救亡之思想，更是“谆谆致意”[1](P326)。显然，严、梁已经触及到了晚清以来包括二人在内的知识界忽视“民间”这一问题，故而有呼吁重视民力之论。遗憾的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动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或忙于参与创建新的民主共和国，或忙于新文化运动，或忙于关注、卷入民初大小军阀势力的你争我斗，严、梁二人的言论未能得到及时的回应。 知识界对严、梁主张形成普遍回应时，时间已过去20年，此时已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对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中种种黑暗现状的失望不满，促使知识界对数十年来历次救国努力均无结果这一事实作了深刻反省，不少人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吾国政治运动之缺点，在不自民间着手。吾敢谓吾国社会运动之通病，亦在于与真实之民众太少接触”[2]（第十八卷第七号，P3）。当年严、梁二人的“老话题”，此时被重新拾起。救国必先奠基固本，发扬群力，成为当时知识界反省后的共识。作出这一反省的意义是双重的，它不仅标示了此后进行社会改造应以民众为立足点、出发点，同时，更引起了知识界内部的一次深入反思，通过反思，他们发现自己较之严、梁时代，与“民间”的背离更为严重。背离的趋势通过两种现象呈现出来。 其一是不少民国知识分子已由艳羡享乐而渐至堕落。民国后不少人观察到，原来居于“民间”的一些人，在接受了新教育变为知识分子之后，大多已不愿意再回到“民间”。章太炎在《救学弊论》中的观感表明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此问题的自觉。章氏看到，民初学子在经过学校教育后，其本性已开始发生改变，“既以纷华变其血性，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章氏因而流露出他的隐忧，认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即使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利禄是务，恶衣恶食是耻”[3](P214)。同一时期，梁漱溟也对学子中享乐之风盛行的象表示“心伤之痛”，“吾见今之学子少年，方毕业于学校也，或且未毕业也，其举动挥霍如官僚阔人焉”[4](P793)。甚至一些外国人也觉察到了此种现象，并表示不以为然，“中国的教员、学生、文学家都渴望物质的享受，凡冠以伦敦、纽约之名的，不加辨别，都以为是好的，他们梦想过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安乐的生活，他们求娱乐，求淫佚，可是没有爱真美的心”[2]（第十九卷四号，P127）。这话说得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但反映出的问题应该还是真实的。这里姑且不论新教育是非与否，民国后由学子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大量留居城市，耽于享受这一现象的后果却是严重的，这使他们仅仅“见闻限于通都大邑”，仅仅“熟视过东西洋的工业社会”，“而广大的中国社会对于他们却是谜样的模糊”[2]（第二十七卷六号，P70）。“民间”对于士人既已成“谜”，读书人“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3](P214)，当年章太炎的这句结语或许更为贴切地道出了知识界与大众的实际距离。 其二是所谓“高谈主义”的流行。20年代初，张东荪注意到，在思想界与知识界中崛起的诸多思潮与学说，尽管有播荡社会之功，却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其志仅在宣传，而不在躬行”[2]（第二十卷十二号，P23）。另一篇谈“士气”的文章佐证了张氏的这一印象，“中国唱联省自治的人，唱社会主义的人，唱‘到民间去’的人，唱革命论人，乃至唱不合作的人，有几个不说得冠冕堂皇，动人听闻。然而，各省军阀专制如故，社会劳逸不均如故，民生凋敝如故，政治腐败如故，士人供役军阀官僚如故”[2]（第二十一卷十二号，P20），种种“如故”与一连串“唱”形成了鲜明对比，表明民初知识界种种改造社会的理想存在着与真实社会脱节的缺陷。尽管有些理想本身本无可厚非，如社会主义以及“到民间去”等，但在当时由于没有在“民间”得到真正落实，故也难脱“高谈”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