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季:民族自信的丧失与实用理性的延续

——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研究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岭峻(1965-),男,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现代化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是实用理性。清朝末季,随着对外战争的失败,中国思想界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缺陷,从而丧失了原有的民族自信心并萌发了改变民族精神的要求。但由于实用理性的影响,传统儒学与专制政治结合甚紧,所以不可能再走“强化”传统的路子;同样由于实用理性的影响,中华民族精神不可能由世俗性道德转化为宗教性道德,所以最后的选择只能是继续囿于此岸世界的转化,这也就意味着难以突破实用理性的瘤疾。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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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4)03-0007-05

      一

      “民族精神”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一般而言,它是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具体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言,可能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导致不同的精神定位。不过,撇开那些相互抵牾之处,有一点是学界的共识,即以实用理性为特色的儒家文化是塑造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至于何谓“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曾这样解释:

      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1]

      换言之,从哲学上看,“实用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看重此岸世界、轻视彼岸世界的生活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的影响之下,人们会较多地关注人伦日用,较少地耽于冥思玄想。中国人的伦理观、宗教观,乃至政治观事实上都带有较浓的实用理性色彩。譬如在宗教观方面,由于在实用理性的影响之下的中国人极少关注相对于此岸世界的彼岸世界,所以很难产生基于彼岸世界的真正信仰。正因为此,中国人所说的宗教信仰,大多不是“因‘信’而信”,即因为宗教是真实的而相信;而是“因‘用’而信”,即因为宗教是有用的而相信(注:关于“因‘用’而信”与“因‘信’而信”的定义及影响,请参见拙文《因“用”而信与因“信”而信——以清末士大夫宗教观为例的研究》,载《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3期。)。这里所说的“因‘用’而信”,也就是古人经常标榜的“神道设教”。

      虽然,自先秦诸子之后,由于道教的崛起与佛教的传入,曾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所改变,但其实用理性的色彩并未稍减。像道教后来衍变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活命哲学,佛教后来转化为讲究修身养性的中国禅宗,以彼岸为目标的“教”皆变成了以此岸为舞台的“学”,其间或明或暗地可以发现“实用理性”在作怪。而且,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华文明从未受到外来文明强有力的挑战,所以这种以实用理性为底蕴的传统文化也一直成为中国人引以为荣的精神支柱。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对中国人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有十分到位的描述,他说: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且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2]

      不过,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的入侵,却使中国人碰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并由此引发“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随着对外战争的屡次失败,中国人开始逐渐反省以实用理性为底蕴的传统文化的优劣得失,也因此对一向坚信的民族精神开始感到怀疑与不满。

      二

      当然,近代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的丧失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由于自孔子开始,在道德规范上采取的是二重标准,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既然君子懂得的是义,那么自然可以用圣人之道来开导;而既然小人懂得的是利,那么自然只能用鬼神之说来恐吓。这也就是后来荀子所说的:“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篇》)在这种道德的二重标准影响之下,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

      “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学者Robert Redfield所提出的。根据其在195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大传统是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记载的文化传统,小传统是乡村社区俗民(folk)或乡民(peasant)生活代表的文化传统。因此,前者体现了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代表的文化,多半是由思想家、宗教家经深入思考所产生的精英文化或精雅文化,而后者则是一般社会大众的下层文化”[3]。如果将此概念运用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的大传统是以强调道德自觉为特色的上层(君子)文化,而中国的小传统则是以强调神道设教为特色的下层(小人)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的侵蚀时,两种传统的反应有时并不一致,这首先可以从太平天国运动略窥一斑。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重新在中国内地活动,由于此时在经济利益上与中国民间的冲突尚不激烈,所以最大阻力主要来自于具有较强意识形态冲动的中国上层,而不是下层。非但如此,由于受神道设教习惯的影响,中国下层百姓往往通过比附与篡改相对容易地接受了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在洪秀全创立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拜上帝教初期,追随者多是受小传统影响的底层百姓,而非受大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为此,他曾感叹道:

      当今士子不能分辨真假与是非。……他们自身既已盲目和颠倒,复以此陈腐之说教人,普天下遂陷入魔鬼之罗网中。他们不能从徒然追逐名利中摆脱出来。他们追求转瞬即逝的快乐,仿佛此为永恒。他们贪恋世间之乐而忘却了天堂之福。但是,就在追逐名利之时,他们将魔鬼引入了心中。他们向往永福却堕入了地狱,欲得平安却不得平安,欲得福祉却不得福祉。这就是自满、自负、虚傲的当今士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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