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4;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3-0069-08 在近代中国活动的西方教会，主要是基督教所属的三大教派，即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修会或差会（简称新教）。它们在华永租或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及协议。各教派购置地产的规模和数量相差悬殊，方式、用途迥异，因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 一 基督教势力的东来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代。据公元780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公元635年，基督教的一个支振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由波斯传入中国，我国史籍称之为景教。但景教的传播范围很小，仅限于唐宗室和在唐的西域商人、使臣之间。到唐的后期，在朝廷的禁教措施下，景教基本上趋于消亡。（注：《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引自江汉文：《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基督教势力的再次东来是在明末清初。当时，新航路已经开辟，新兴的资产阶级急于向海外扩展势力，这为基督教向东方传播提供了条件。与西方商人、海盗几乎同时，基督教十字军的探险家们，也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并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内地。在这一时期，天主教耶稣会士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媒介，取得了中国统治者的欢心，获准在北京居住和内地传教。继天主教之后，俄国东正教也于1715年派遣传教士团来到北京，并在北方地区设堂传教。由于清廷允许传教，在华的天主教、东正教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以天主教为例，到18世纪初，全国就有天主教堂300余个，教徒30万人，传教士166人。（注：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纽约，1929年版。） 面对天主教势力的迅速发展，清廷逐渐感到不安，加上传教士经常进行一些非宗教性的活动，特别是1704年罗马教皇下达关于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的七条禁令，终于促使清廷下决心禁教。从1720年开始，传教士被勒令回国或送往澳门，教堂充公或改为公所。据载，全国的300余处教堂，除少数被教徒代为看管外，其余全部改为公所，天主教在华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1938年版，第260-261页。）然而，清朝的禁教并没有造成如景教在唐代那样的结局。天主教势力还是通过各种途径顽强地活动着。基督教新教也在19世纪初东来，活跃于澳门、广州一带，从事出版报刊、创办学校、培养传教士等活动，为打入中国内地做准备工作。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基督教传教士重新合法地进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契机。法国天主教在华传教有着深厚的基础，相对英国来说，他们在华的商业利益比较少，故扩张教会势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因此，法国传教士充当了冲破中国禁教壁垒的先导。1844年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条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地方建造礼拜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2页。）1844年12月，道光帝又准耆英所奏，弛禁天主教。随后又明谕发还康熙末年以来没收的天主教教堂。于是，查禁了120余年的天主教又重新许可在华传教。但根据条约规定，传教士“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三，第2880页。）即使到口岸地区游历，也只能“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第3136页。）仍然有着一定的限制。然而，蓄意要把十字架插遍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当然是不愿意遵守这种限制的。他们千方百计向中国内地渗透，而战后的清政府，对于传教士的这种行为，也只有采取承认现实和默认的态度。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确立内地传教权之前的短短数年里，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已遍布中国的20个省区，连京畿重地北京也不例外。其中，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内地的人数最多，分布区域最广。 虽然清政府对传教采取承认现实和默许的态度，但毕竟还没有正式的认可。传教士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潜入内地，但还是经常受到来自民众甚至是地方当局的抵制和反对，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例如，1856年著名的广西西林教案，传教士就受到了官方的惩治。至于来自民间的反对，则不胜枚举了。鉴于这种情况，传教士强烈希望获得在内地传教设堂的权益。他们认为，“基督教来自上帝，整个中华帝国都在上帝统治的范围之内，我们奉命要对全中国传教，就应当容许我们在整个中国传教。”（注：《教务杂志》，1869年7月，第51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他们“都以急切的心情期待着扩大他们的权利，以便进入内地旅游和定居下来，并正在计划尽快地能在重要的中心地带开始传教事业。”（注：汤普生：《杨格非传》，伦敦1908年版，第145页。）传教士的这种夙愿，最终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得以实现。 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辱，亦不可于安分传教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馆与内地治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