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9-0098-11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中国社会以及身居其间的中国人而言，都意味着一场牵系极多的巨大变化，严复先生称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1](p367)科举制度因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其废止作为一项制度改革，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史的叙事中极具典型意义。关于废科举所引发的社会影响，目前学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种是现代化史观范畴内的制度分析，尤以教育制度近代化的论述为多。就废科举所引发的学制、学堂和学生数量以及教育内容和宗旨的改革，对废科举事件做出积极评价。第二类属于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内容。论者多从废科举后社会群体的流动方式及其影响入手，从不同方向论述了废科举后中国政治的演进方式。（注：属于这一类研究的代表论著有：罗志田的《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以中国政治演进的视角剖析了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的中断，他认为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因此形成了军人、工商业者等边缘群体逐渐进据政统。他的另一篇文章《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清华学报》〈新竹〉第25卷第4期）则通过一位内地乡绅关于废科举事件的描述，考察了科举制与耕读之路断绝前后的乡村社会以及中国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桑兵所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考察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后果——新式学堂学生这一晚清社会的特殊群体，论述了学生群体与清末社会变迁的关系。美国学者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系统考察了19至20世纪中国社会的知识与教育状况，他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对于废除科举的评价尽管褒贬不一，但基本上沿用了一种长时段的视野，将废科举事件置于中国传统统治秩序、社会结构近代转型的框架内，讨论了“新”、“旧”的替代与转移，冲突与整合。还有一类学者，更多地受到国外社会科学理论的熏染，将废科举研究置于一种更加“地方性”的视野中，用区域社会史的方法微观地考察废科举对于乡土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影响。（注：此类研究以应星的《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2期）为代表，在这篇论文中，应星借助布迪厄“场域”理论，通过1895～1911年间湖南社会史的叙事，揭示了科举变迁的复杂性，他指出科场变迁的前前后后都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变化相互关联，传统科场行动赖以维系的士绅惯习因之发生了很大变异，但学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支配结构，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 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尽管各有侧重，实际上其内在的思想根源却包含了一种隐含着的相似背景：科举与学堂，作为“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两端，被置于了一种紧张对立的状态之中。过渡时代与废科举事件相关的种种冲突及变化非“新”即“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中间状态。这种传统—现代的对照观和单线社会进化论影响和支配下的历史叙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宏观历史中社会变迁的事实，但显然忽视了历史现场的复杂以及变迁形态的多样性，无意中堕入了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支配下的二元对立陷阱之中。 此外，科举制的废除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确实可以追述至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全过程，而笔者认为，科举制度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对王朝秩序从上到下、由内至外的多层次关照。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废除八股取士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制度，直到清王朝的崩溃，从动议到最终实现，是在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内完成的。作为“传统”表征的专制帝国与作为“现代”表征的学堂制度是如何在变迁的过程中实现互动的？封建制度如何应对与其致命相关的制度瓦解？在更为接近改革现场的基层社会，各种势力是如何在允许的范围内调整自身并尽力使其适应变化的？这些问题，只能置于晚清社会内部才能予以解答。 因以上考虑，本文想通过对帝国秩序未曾崩溃的情形下，由废科举事件在乡村社会所引发的各种权力关系转移的考察，深入到变迁过程的现场，探讨废科举后权势转移中的清末乡村社会。 一 科举废除后乡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费孝通、何炳棣及张仲礼的研究充分肯定了科举制度在传统社会发挥的积极功能，尤其在明清时期，因科举制而存在的广泛社会流动，使大量社会底层的读书人援此获得上升性流动的机会。科举制度作为传统社会“士”阶层的养成者，其废止使得中国传统的精英选拔机制因此中断，并随着新的学堂制度的建立被逐渐更新。 废科举事件的社会后果不仅是对传统社会流动机制的破坏，而且意味着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科举既停，原本从事举业者立即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制度性渠道，而又因为年资、根基、费用等等问题无法进入新的学堂，结果“反受兴学之累”[2](p128～132)。在此过程中，原科举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或受其制度保护得以安身的一类人群，在制度变更初期，必然会受其冲击，遭遇到种种困难。因学堂体制的植入而对社会成员的流动产生的诸多影响，包含着一种相当强烈的权势转移色彩。如果说学堂时代的弱势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传统，那么对于弱势群体在改革时代命运的考察，则或多或少可以更加细节性地透析出传统与现代嬗替之际的真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