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晚清入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西学中译工作,其间发生“原语主义”与“译语主义”的论争。而晚清译业的实践证明,译语主义指示了沟通中西文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1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2B9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8-0030-06

      基督教的几个支派——“大秦景教”、“也里可温教”和耶稣会先后于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进入中国,其中由耶稣会扮演主角的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对中西文化及语汇交流造成较大影响。由于罗马教廷和清政府的否定性干预,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于18世纪初叶中断。经“百年禁教”之后,自19世纪初叶开始,基督教由其一大宗派——新教再度进入中国,此可谓基督教的第四次入华。诚如费正清所说:“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1](p2)之所以说新教传教士入华“最有意义”,是因为新教伦理(普世主义、敬业俭朴、勤劳致富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发展有着内在联系,新教热衷于介入各项世俗事务和世俗学术,称之“灵性奋兴”,而且,来自西欧北美的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的19世纪,恰值西方殖民主义大举东侵、中国社会发生旷古未遇的近代转型,故新教传教士入华在晚清文化的“古今中西”大交会中起到某种触媒剂作用,从而也在译学发展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本文不拟从政治层面讨论传教士的译业,而就译学史题旨,介绍入华新教传教士的译业实绩,并考析其发展理路。

      一 马礼逊的《圣经》汉译及《华英字典》编纂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始于19世纪初,其先锋人物,是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arrison,1782~1834),他于1807年9月4日到澳门,9月7日抵广州。其时中国尚在“禁教”阶段,马礼逊自1809年起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正式雇员身份,从事“以文字播道”的传教译经活动,长达25年,直至1834年于广州辞世。

      来华之前,马礼逊曾向在英国学习商务的华人容三德求教中文和儒学。他又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到1793年由一英国人带回的天主教传教士巴色译成中文的《圣经》手稿,遂于1806年开始作汉译《圣经》的准备。来华之后,马礼逊自1808年起汉译《新约全书》,在华人陈老宜、李十公帮助下,于1801年译毕并刊行《使徒行传》,1811年刊行《路加福音》,1812年刊行《使徒书信》,1813年译毕全部《新约圣经》,在广州秘密刻印2000部。1814年,马礼逊与伦敦布道会派来的英格兰人、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合作汉译《旧约全书》,1819年译毕。1823年将《新旧约全书》以《神天圣书》之名,合为21册线装本在马六甲出版。此为第一部汉文《圣经》,在汉字文化圈的中、日、朝有广远影响。马礼逊汉译《圣经》,曾参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所译圣经经卷,大体接受利玛窦(1552~1610)以“上帝”译God的译法,与后来入华的美国传教士以“神”译God,形成两种理路,它们分别成为汉译《圣经》“上帝本”与“神本”两种译本的端绪。(注:1843年8月伦敦会在香港召开传教士会议,此为来华传教士第一次中文圣经翻译会议;1850年再次举行会议,会上英国传教士主张以“上帝”、“圣神”译造物主,美国传教士则主张用“神”译God,以“圣灵”译Spirit,自此形成中文圣经的“上帝”本与“神”本,如大英圣经会出版的“上帝”本,美华圣经会出版的“神”本,此外还有“天主”本。)而“利玛窦—马礼逊”的“上帝”译法在汉字文化圈有更大影响,马礼逊汉译的《神天圣书》大体厘定了此后流行中国的基督教汉字术语:上帝、全知、全能、全在、三位一体、原罪、创世、救赎、末世、天国、教会、赦免、圣攴、恩宠、信、望、爱、因信称义、预定等。

      马礼逊去世后,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1803~1851)、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1814~1843)组成译经委员会,以马礼逊汉译本为基础,修订《圣经》译本,麦都思负责《新约》、郭实腊负责《旧约》,1837年出版石印本《新约》,题名《新遗诏书》,1838~1840年出版《旧约》。1840年郭实腊修订《新遗诏书》,改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使用的便是此一版本,但多有删改。

      马礼逊自1808年开始,以《康熙字典》为据,编译《华英字典》,三部分共六卷,第一部分名《字典》,依据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翻译,以汉字笔画分成214个字根排列,汉英对照,1815年在澳门出版;第二部分按音标和英文字母排列,名《五车韵府》,“五车”典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形容书多、学识广博,此卷分两部分先后于1819、1820年印行;第三部分为英汉对照的《英汉词典》,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句型,例句均有汉译,1822年出版。《华英字典》全书1823年出齐,分六本,长达4595页。这部马礼逊尽15年之心力独自完成的汉英辞书,堪称一部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马礼逊说:“我希望这部字典会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2](p70)这一目的达到了,19世纪20年代以降,入华新教传教士几乎都以《华英字典》作为研习汉语、汉文的工具书。而且,《华英字典》作为双语辞书,不仅有助于英语系统的人们了解汉文及中国文化,也向汉语系统介绍了英文和西方文化,其厘定的一批对译英语的汉字新语沿用至今。如:apostle使徒,black lead Pencil铅笔,Christ基利斯督,Critic of books善批评书,digest消化,exchange交换,judge审判,law法律,level水准,medicine医学,natural自然的,necessarily必要,news新闻,novel a small tale小说书,organ风琴,practice演习,radius半径线,spirit精神,unit单位,等等。当然,作为英汉双语辞书的开创之作,《华英字典》还相当租糙,汉译部分成词率不高,常以句子翻译相关西方概念,如今译名“侵蚀”,《华英字典》译作“防微杜渐”;“矿物学”译作“本草纲目”等等。这也说明,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新语的厘定,决非易事。马礼逊的努力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