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日记之一。该日记于1925年影印出版后，便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到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根据影印本标点整理的排印本。在近代史研究中，翁氏日记始终被认为是重要的文献史料。 然而，现在看到的影印本《翁文恭公日记》并非日记稿本的原貌，因为当年影印日记时主持者曾对稿本做过遮盖，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删节了一些内容。也就是说，稿本中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细节在现行刊本（包括影印本和以影印本为底本的各种标点排印本）中均无法看到。 《翁文恭公日记》稿本由其五世孙、现居美国的翁万戈先生保存。在万戈先生的支持下，我们对日记原稿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将坊间流传的翁日记刊本与稿本进行了斟比考证。本文将对这些被删节的内容进行分析，同时也将结合原稿对翁同龢删改日记这桩历史公案略作探讨，相信这项研究对于全面认识翁同龢这位历史人物将会有重要意义。 一 关于《翁文恭公日记》之版本 现存翁同龢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止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即他逝世前七天，持续时间长达46年之久。这一点稿本和刊本完全相同。翁同龢去世后，日记稿本一直由其后人珍藏。 1925年在张元济先生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据手稿将翁同龢日记影印出版，取名《翁文恭公日记》；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时，曾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等丛刊中，根据影印本选录了部分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内容进行标点和整理。此后，台北中研院的赵中孚先生穷数年之力，根据影印本断句标点，整理编排，于1970年由台北的成文书局出版了排印本，取名《翁同龢日记》，并附有人名索引和主要人物小传；197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又据1925年影印本出版了缩印本。在此基础上，从1989年开始，北京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陈铮、陈东林、吴广义、吴杰诸位学者（署名陈义杰），“以1925年商务影印本为底本，对原稿加以辨认，校订和标点”，将翁日记用简体宇整理排印，（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说明”。）仍取名《翁同龢日记》，分6册陆续出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出版除影印本的内容外，整理者还把1938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手稿影印的翁同龢《军机处日记》（即《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一并加以整理，附录于该书之末。这部分日记记事起自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1883年8月9日），迄于光绪十年三月一日（1884年4月6日），具体内容可与影印本《翁日记》相补充。所以，虽然中华书局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内容又有补充，但其主体仍是1925年的影印本日记。 二 影印者对翁氏日记的有意删节 影印本日记之所以非全貌，是因为主持影印者通过遮盖处理对日记进行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删节，对此，世人罕知。虽然与全部日记比较起来，删节的部分微乎其微，所占比例极小，但对于研究者全面细致地评论翁氏一生的功过是非而言，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据翁万戈先生告知，影印刊行《翁文恭公日记》是由其尊人翁克斋先生与张元济先生共同主持的。这在张氏为影印本日记所书的跋文中即有清晰的说明。跋云： 有宋名臣，以文学政事显者：曰欧阳修，曰司马光；求之近今，足以媲匹者，其惟吾师翁文恭乎？虽然，吾读宋史，未尝不叹二公遭际之隆，而悲吾师之独厄也。英宗初立，光献临朝，大臣奏事有疑未决者，辄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时左右交构，母子几成嫌隙，修与韩琦从容谏诤，后遽释然还政。哲宗嗣位，宣仁垂廉，光任使相，谏行言听，尝自称母后当阳，非国家美事，兢兢业业，卒成元祐之治。此故二公之忠诚感格，而亦后之贤明，有以訢合于无间也。文恭当同光两朝，荐登枢要，维时冲人践阼，母后临政，强敌凭陵，国势寝弱。士大夫昌言变法，新旧交争，渐成门户之见。国步艰难，与二公所处正同。公以一身榰柱其间，而卒不免于得罪以去，其困心衡虑，必有甚于二公者。世之人莫由知之。迄于今时移世易，亦几淡焉若忘矣。公之从孙克斋，以公手书日记示余。余受而读之，四十余年大事，粲然具备，小心寅畏，下笔矜慎。然记载所及，偶有一二流露之处，观微知著，益不能不叹公之遭际为可悲也……呜呼，公既不见容于朝，遽被谴谪，正人退而佥壬进，遂酿成庚子之祸。回銮以后，天子幽囚，权臣柄政，国事益败坏不可闻，而公亦抑郁以终。于以知文忠、文正生际圣明，得行其志，以致君而泽民，垂令名于千古者，其中固有天幸在也。余既悲公之遇，且痛世人知公者少，因请以日记行世，克斋韪余言，畀余景印，鸠功岁余，今始竟事，敢述所见，以告读者。乙丑仲秋门下士海盐张元济谨跋。（注：《翁文恭公日记》，商务印书馆，1925年影印本，“跋”。） 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进士，而翁同龢则为是科主考官，故二人有师生之谊。他把翁同龢比作宋朝的欧阳修与司马光，感叹翁氏生不逢时，没有遇到贤明的皇太后，虽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对翁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张元济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并参与了戊戌新政，故尔对翁充满景仰之情。或许正是这种深厚的师生情结，促使张元济决定说服翁克斋，由自己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来影印恩师的日记，并为尊者讳，在影印时使用遮盖等办法，对日记内容进行了若干处小的删节。当然，在删节这个问题上，翁克斋先生所起的作用可能更为直接和重要。现在日记原稿中，凡有删节之处，均夹有长条，指明某页某行遮去不影印。而这些删去的文字，几乎使外间研究者无法觉察出来。可见，张元济、翁克斋在影印日记前做了十分细致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