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帝的活动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敏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2002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内容提要:

戊戌政变后,王照逃亡日本,游说日本政要,谋救光绪帝,并登报撰文反对慈禧的废立阴谋。王照谋救光绪帝的活动,与封建时代单纯的忠君行为不同,其目的是想保住光绪这面变法大旗,继续同封建守旧势力作斗争,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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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照(1859~1933),字小航,直隶宁河(现属天津市)人,是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因上书言事被黜官而名噪一时,被称之为“救亡之一要人,本与康有为齐名”。(注:陈光尧:《王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戊戌变法期间,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康、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康、梁实行的是扶帝抑后的策略,而他力主调和帝、后矛盾,以减小变法的阻力。人们对此较为熟悉,并有所研究。但对戊戌政变后他在日本谋救光绪的活动却不大提及,更无专文讨论。事实上,王氏的这一活动,是他变法的继续,倘不加研究,就很难反映出他变法活动的全貌,对他与康、梁的关系,也很难有进一步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在尽可能利用有关资料,特别是利用尚未被人所注意到的日文资料的基础上,对他逃亡日本期间营救光绪的活动作一论述。舛误之处,请指正。

      一、游说日本政要

      1898年9月21日(戊戌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于南海瀛台,并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持续103天的新政至此以失败告终。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继逃往日本。

      王、康、梁等人逃往日本,除政治避难外,另一主要目的就是向日本求救,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使光绪恢复帝位。

      王、康、梁等维新派对日本抱有好感,与日本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在外交关系上,他们都主张联日政策,甚至有意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以辅佐中国推行新政。政变发生后,又多赖日本援救,且依靠英、日等国力量营救光绪皇帝,本也是维新人士的应变措施。政变当天,梁启超、谭嗣同私访李提摩太,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商讨决定由容闳去见美国公使,因为他有美国国籍,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而李提摩太则亲自去见英国公使,“使他们立刻设法去保护皇帝”。(注:《中国的维新运动》,林树惠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65页。)因此,他们逃亡日本后,希冀借助日本的力量营救光绪,乃为顺理成章之事。

      此时,日本政治环境和政界人士态度对王、康、梁等实施这一计划也十分有利。

      日本大隈政府在外交上,主张“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期待中国能早日解脱封建政治体制,成为民主国家,因此,大隈在执政期间对中国维新派持支持态度。虽然另有其他目的,但却与中国维新派学习西方文明和联英日拒俄等主张合拍。政变发生后,大隈多次与清政府总理衙门和庆亲王交涉,积极营救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被救往日本就是出自他的命令。日本社会舆论对中国维新派亦深表同情。

      日本朝野的此种态度,使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大感有望,于是他们四处游说,接连致书伊藤博文、驻华公使林权助、日本总理兼外务大臣大隈和日本外务省官员,并多次与日本政要近卫笃麿公爵举行秘密会谈,恳求日本相救。(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大陆杂志》第81期第6期。转引自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91页。)1899年2月13日,在得知近卫笃麿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后,康有为和王照特地前去拜访,为劝说日本政府帮助光绪再次进行努力。此次会谈,从《近卫笃麿日记》来看,王照是主要发言人。他主要从国际关系立论,指出保护光绪、助光绪复政于日本有利。他分析道:“戊午(西历千八百五十八年),敝国割地与露之约(贵国桦太之失,实此事之波及也),丙申与露之约,去岁割旅顺,皆敝国臣民所不及料者也。今以后出入意外之事恐更大矣。”清政府之所以不能抵御俄国的侵略,使日本在华利益连带受损,按王氏的看法,是因为清政府疑忌日本而依恃俄国的缘故。他指出,清政府这种“联俄拒日”的政策是万不会改变的,目前因畏惧日英兵力,虽“不敢显然联俄相抗”,而“其密商之事已多矣”。他说,要避免此种祸端,“非我皇帝不能挽回”。他请求近卫笃麿对西太后、荣禄等施加压力,保护光绪。他说:“太后、荣禄畏贵国如虎。公爵若驾临,彼等猜忌畏惧,止有好言迎承,决不敢冲突。若公爵如以大义责荣禄如曰:闻光绪大皇帝英明,是东亚之福,日本臣民无不庆幸。贵大臣总当顺从皇帝之意,倘皇帝忧愁成疾,实大臣罪过。如此数言,则彼辈自不敢萌弑害之心。”

      王氏此番言论,析理入微,颇具说服力,但是否为近卫笃麿所接受,最终仍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非王氏一番言辞所能打动。同以往一样,王照和康有为此次游说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二、同康、梁分道扬镳

      虽然王照与康、梁有“共一恸”之处境,在援救光绪问题上也有其一致之处,并为之共同奋斗过,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却并没有因此消除。相反,随着情况变化,却日渐凸显,最终演成冲突。

      王照的策略比较单一,就是通过游说日本政府,对慈禧施加外交压力,迫其还政于光绪。他主张对慈禧言辞要内外有别,公开场合,不宜过分刺激;更反对武力夺权。这实际上是他戊戌变法时期“调和帝后”策略之延伸。

      康有为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不反对和平劝说,上述他所作的努力,大都如此。他在致李提摩太的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信中说:“夫西后之篡废,非欲为帝也,但为群小所牵,迫为之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代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注: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版,第159~163页。)这与王照主张没有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继续贯彻其武装夺权方针,或借师,或谋划国内兴师勤王。并且随着时局的演变,这种指导思想越来越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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