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4-0052-08 20多年前，在孙中山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教授将被海峡两岸奉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称之为“勉为其难的革命家”(reluctant revolutionary)：“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意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他虽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缺乏真正革命家所特有的冷酷。简言之，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史扶邻教授的这一结论颇为新颖，遗憾的是，他对孙中山这一“令人费解的作风”并未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只是泛泛地讲“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1](p.225)，其后学界对此也少有关注。我并不怀疑史扶邻教授的结论，而是要强调孙中山政治思维的两重性。本文所要论述的是，孙中山既是一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执著的协商者，而后者是对前者所以然的一个解说；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孙中山政治协商思维的成因。 一、20世纪初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读 “革命”，对20世纪长期在革命中度过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其含义歧见甚大，唯其如此，导致了对革命的误读。 1.20世纪初改良派对革命的误读 在改良派看来，革命意味着旷日持久的恐怖、流血、大乱、暴力。这一解说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以游历过欧洲的康有为为代表。他说：法国革命“大乱绵于八十余年，流血至于数千万人，不亡国几希”。中国若革命不仅会重演法国革命的悲剧，且后果更惨烈，因为“我又为黄种之独国，白人纷纷，虎视逐逐，莫妙于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恐吾国革命之徒，虽酷毒至于极点，人理可以绝无，比罗伯（罗伯斯比尔）、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驱市民，当诸白之强敌也。”梁启超也附和道：“中国人与法国人，同为人类，同有人类之普通性，岂其于此而独能免之。”康有为等对革命的解说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表征的描述，并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为佐证：“夫以革命者之必作乱也，作乱者之必无秩序无理义而争权也，其必至同志同党至亲左右展转相杀者势必不可已也。”[2](pp.301-310) 康有为等对革命的解读看似无大错，法国大革命的反复与血腥及中国历史上的内乱确是事实，他对中国一旦发生“革命”必致“展转相杀”的预言在民国时期持续的军阀混战与中共早期革命如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得到了印证。他的误读是将近代的政治革命等同于改朝换代、“汤武革命”，忽视了政治革命在推动近代政治民主化方面的作用，而这恰恰是近代政治革命的核心。康有为对革命即为“以暴易暴”、“汤武革命”的误读还误导了同时代的革命党人。 2.革命党人的误读 革命派对革命的误读之一是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简单划一。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3](p.325)如果仅从逻辑推导来看，此说并无大错，问题是在实践中种族革命很难包容政治革命，甚至会冲淡了政治革命。从革命党人对孙中山三大革命口号的认知与接受的角度来看，因过分渲染满汉矛盾、种族仇恨，多数革命党人与孙中山为伍是因为在“排满”口号上有共识。孙中山后来也承认：“十余年来，各团体群趋于革命，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乃遂有今日。”[4](p.332) 误读之二是“革命易成论”或“革命无条件论”。改良派反复强调革命是有条件的：一是国民政治觉悟的提高。黄遵宪在1902年致梁启超的函中指出：“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5](p.302)二是政治发展循着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路径上升，不可跳跃。孙中山对此反驳道：“自汤武至于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者居上。”既然有能力推翻专制政体，那么“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孙中山反复引证的铁证是火车的发展。“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3](pp.234-237)器物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移植固然有一定的共性，但更有差异。梁启超对此发出了有力的诘问：“我欲改良即改良之，如改恶汽车为良汽车之易易乎？”[2](p.175) 误读之三是“革命万能论”。邹容对此表达得最为激昂。“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6](p.651)同盟会成立后，两派在论战时又赋予革命新的功能。如革命可以避免瓜分。“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2](p.130)革命还可以开民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7](p.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