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2-0079-08 自明朝开始，会馆陆续出现在政治中心、商业都会和移民集中区域，成为旅居异地的同乡官僚、试子、工商业者乃至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由于时代的变迁，会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由于地域的差异，会馆的类型亦多有不同。时至晚清，会馆面对着更复杂的社会变迁形势，不同区域的会馆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走向。本人在描述会馆发展阶段时，把咸同以后称为蜕变分化阶段，并没有说会馆由此衰落。且不说各工商业性会馆形成了与商会的良好衔接，即使是被许多人认为因为科举衰落而随之衰落的京师会馆也发生着功能的迁移。 一、政治中心会馆随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兴替 1.地域性政治势力消长与会馆兴替 会馆最早出现于京师，是作为同籍寓京官员相互砥砺性行、节日期间联谊会聚的所在。其后，在京师的会馆经常成为同籍官员展示地方综合实力的寄托物，有的出现了士绅会馆和试馆的分野。尽管会馆的基本设置相近，但在不同会馆那儿，却因为实力悬殊而呈现悬绝的面貌。京师的会馆设置中，有些是官僚们捐助设置的，也有些则由商人资本渗入。像湖广会馆就达到较大的规模，该会馆馆舍曾是江陵张居正文公故宅、徐乾学大司寇南园旧址、岳钟琪故第、张玉畏运使故宅、纪晓岚文达公故宅、刘云房故宅、乾隆辛未状元王杰故宅、叶云素三世故宅等。湖广会馆匾额众多，有以熊赐履、叶名琛、曾国藩、左宗棠等为首的大学士匾；有以曾国荃、胡林翼等人为首的封爵匾；有以陈大受为首的协办大学士匾；有以刘子庄、黄自元等31人的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匾，此外还有博学鸿词匾、朝元匾、会元匾、解元匾。匾额是湖广籍官员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歙县会馆观光堂也有类似的题名榜，题有歙县本籍、寄籍之京官及中进士者，[1](P325)这些成为歙县官员立身官场、商人跻身商界的精神源泉。 官员们凡有实力者，亦往往乐意捐修会馆。安徽会馆就因为李鸿章的支持而得以壮大。新建安徽会馆建于同治七年(1868)，由李鸿章兄弟提议，淮军诸将共捐万金而成。同治十年(1871)李鸿章撰，休宁黄钰书写了一碑，“圣世维新之化，必将溯闵采之遗风，砥节砺行，以润色宏业，策名无穷，固不独侈游燕之盛观，悦亲戚之情话而已。”这里，安徽会馆已不满足于以“游乐、话叙乡情”的功能，而要通过建立会馆，以润色鸿业，维护朝中安徽籍官员的利益，维护清廷的统治。安徽会馆规模宏大，有三路套院和一座花园，会馆东路，约占会馆面积一半，为五进四合院，每进院北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中路为安徽会馆正门，门前原有石狮子作为上马石，中路有花园、戏楼、魁星楼，皖籍中式者题名的文聚堂，有祭祀朱夫子朱熹和历代皖籍名匠的神楼。此外，还有碧玲珑馆、藤间吟室、奎光阁、思教堂等建筑。西路虽与中路仅一墙之隔，但建筑却比中路逊色许多，为三进四合院。三院的后部，为安徽会馆花园，花园颇大，在诸省会馆中名列前茅。花园有石桥流水、林木亭榭，有晚红堂、兰韵堂、研山堂，有月牙河、云烟收放亭、子山亭。福建龙岩商人段潭波则走过了从养鸟到卖茶到建会馆的历程，他把这种行动看成是自己人生价值实现的最好途径。江西浮梁会馆在北京前门外东河沿，该地东通崇文门外大街，西达前门大街，是个极为繁华的地区，与同省奉新会馆、江苏句容会馆为邻。浮梁会馆是试馆与商馆的结合，浮梁商人互相邀商，共同筹措资金在京购置兴建了会馆，其目的是招待科考之举子，而考试之余年，则为浮梁商人到京交易之用。馆内最大建筑叫乡贤祠，内供浮梁籍历代名人。会馆上楣雕刻“浮粱会馆”四个大字，字迹出自本省新建人曹秀先翰林之手。 会馆经营是否得人当然也很关踺。有的会馆因经营不善，日益衰落，甚至沦为别地会馆。如甘肃凉州会馆在宣武门外大外廊营，建于雍正年间，是今甘肃（明末清初为陕西）在京兴建最早的会馆之一。会馆只有一小院，房仅七间。同治年间，凉州人进京考举子甚微，值年将此馆租借给广东商人，而后又被一粤籍巨商购下变为私宅，数年后更为广东潮州会馆。科举制的废除也直接导致了部分会馆的难以为继。上说的浮梁会馆到民国中期，因会馆失去其作用，资金困难，但又不愿售给他人，便与坐落在宣武门外大街的江西会馆合并。京师的其他诸多会馆在科举被废除后，大多演化为较广泛意义的同乡会组织，仕宦、商贾、学生及其他流动人口都可于会馆居住，会馆还继续从事施棺、寄柩、义埋等活动，发挥着社会救济的某些功能。 晚清以后，尽管因为1905年科举的被废弃，会馆历经了门庭冷落的一时萧条，但此前来往于京师的士子仍大量聚集于会馆，或应举，或为官为学于京师。会馆的建设因而也得以调动到更多的资源，甚至是外地的资源。我们不难看到晚清以来会馆新馆的增建、旧馆的修缮等的例子。有的官员还舍宅为馆，如北京的番禺会馆就是同乡潘仕成捐献的旧宅。到了光绪年间，番禺“旅京者日多，原有会馆一所不敷居住，遂由邑中各村乡捐款来京，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添置一所，名番禺新馆。新馆坐落周家大院3号，房间数大小计53间，专供邑中无产同乡居住，不收租金，附产一所，坐落延旺庙街36号，房屋数目计13间，每月收入用作看馆工友之工资。[2] 如广东顺德会馆建于嘉庆十九年(1814)，到道光十七年(1837)时因“青云堂等处渐多废坏”开始重修，咸丰七年(1857)再度扩建。为了保证顺德会馆的长久维持，会馆制定了功名之士及富有之人捐资会馆的制度。又如南雄会馆道光二十四年(1844)得乡邑人资助实现了扩建。惠州会馆从乾隆十三年(1748)起逐渐建成了南院、中院和北院，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起推行喜金制度，同治十年在京乡人“以规模偏小为嫌”，再购馆产地基一廛，建筑厅室数楹。尽管乱世屡次加祸于会馆，但会馆仍屡有翻新。[3]香山会馆嘉庆年间在广东义地原址建立，有房屋122间，占地6亩，分前、后、中3大院和左右跨院。光绪五年(1879)又购邻居房屋与空地加以扩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唐绍仪由朝鲜回国，暂居于香山会馆内，邀请乡人及在京官员筹资再次扩建，兴建了戏楼、花园、假山等。[4](P58)再如韶州会馆，韶州原有旧馆在大蒋家胡同，历经百年后，有些倾坏，同治七年韶州人捐资700余两“汇京购地”，在正阳门外草厂上二条胡同契置新馆一所。馆内设正厅神龛，祀奉奎宿星、文昌帝、关圣帝等神灵。其余房屋为士子居所。南海会馆创建于道光年间，由时任兵部侍郎等官职的邑人吴荣光倡议，南海在京的官员及公车候选等积极响应，自道光三年(1823)起不断捐资，计得13000两有奇，购宣武门外米市胡同董文恪公邦达故第，仍其式廓，略加修治，道光五年(1825)春竣工。光绪年间南海县赴京人数更多，“是役也，邑中京外士大夫与夫春秋两试之至都者，咸有捐次，而本籍乡堡社学各听其所出之多寡，裒集而附益之”。[4](P59)我们不能以一所会馆的兴衰推断全部会馆的发展趋势，不同的会馆有不同的兴衰节律，既与整个大环境相关，但决不是千馆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