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4)02-0050-07 鸦片战争前后（注：本文的“鸦片战争前后”时间断限大致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50年代左右，即嘉道咸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形成热潮，并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出现了众星璀璨的学者群（注：据统计，第一次研究高潮时期，研究西北史地的学者约有48家之多。（见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众多领域的学术群体。），史地著述不断涌现（注：鸦片战争前后，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多达120多种。（此数字根据《贩书偶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辞海·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以及其它一些资料得出。）另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著作问世。（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梁启超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90页。）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史书编纂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一是突出地表现在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的对域外史地的研究上（注：如禹贡学会的重要代表人物冯家昇指出：“边疆史地的研究起于道光咸丰之间，那时北边有俄罗斯的进迫，南边有英法的侵略，一班士大夫们感觉到边疆问题的重要，遂注意到史地的研究。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海国图志》，都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趋向。”（见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期。））；二是，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不拘成例、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可以说，这是对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尤其是要求改造史书体裁体例的有力回应，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 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史书编纂上的重大变化，从学术自身的逻辑发展来讲，鸦片战争前后史书体裁体例的变化已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如所周知，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纪传体又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正宗的史书体裁。固然，纪传体可以通过勾勒各个朝代治乱兴衰之迹，“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可是，后来学者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以致失去了史学的创作精神，章学诚对纪传体史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他说：“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注：《文史通义·书教下》）在章学诚看来，由于史学失却创新精神，史书编纂已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他呼吁史书体裁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为了恢复史学著作精神，章学诚强调史书编纂当“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贯穿“圆而神”、“方以智”（注：《文史通义·书教下》）的精神，要以变通的思想思考史学的更革。章学诚认为史家在史学上地位，不但取决于他所选择的体裁，而且取决于他是否有体例上的创造。司马迁《史记》之所以为后世效法，在于“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注：《文史通义·申郑》）章学诚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见解在当时因不合时宜而空谷回音。然而，他以变通的思想，总结历代史书编纂的经验教训，提出史学更革的主张，“章学诚的‘变更史学之道’，在古代史学的晚期，显现出史学求新的一线曙光。”（注：参见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7页。）。 其次，鸦片战争前后时局动荡，原纪传体裁为主体的史书形式和史学方法的局陷已无法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动。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英、俄等国的侵略活动逐渐加剧，着眼于筹边谋防的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遂发生重大变化，外国史地研究、蒙元史（地）、明史、当代史研究与边疆史地研究交相汇融、蔚然成风，逐渐成为“道咸时学”（注：《屠寄致缪荃孙函27》，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史地学者在其研究中，普遍表达出渴求了解海事、认识海外的热望，他们将中国边疆史地与外国史地等领域有意识地结合并进行中西比较研究是以前所没有的，而且也较之古代的边疆史地研究要系统、深入得多。传统舆地学专注地理沿革考证，古代史学也主要是围绕有关王朝盛衰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及对外交往史；而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研究已广泛涉及中外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科技史、交通史及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新的领域，这种研究格局是已往所不具备的。随着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扩大，边疆史地研究的重心亦由以前主要对国内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等具体问题的记载转向研究边疆及域外史地等根本问题。边疆史地研究的旨趣也在发生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由给王朝盛衰治乱提供资鉴转变为中华民族之整体命运谋方略、寻出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方法存在的局陷，张岂之先生归纳了三点：一是它强调史学方法的前提是史学主体的道德，即史学主体对人伦道德精神的领悟和修养；二是古代史学方法没有更加精炼地体现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因果关系，更没有形成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显示的复杂因果关系进行归类，并予以科学分析；三是古代史学著述、史学考证、史学评论三种方法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注：参见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在吸收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同时，注意继承乾嘉诸老的治史方法，又不断开拓新的途径，力图将史地作品的著述与史学考证、史学评论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在撰述中自觉地运用“以西洋谭西洋”、“中西比较”等新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