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多年来有关刘光第的研究不多，专论多集中在参与变法维新一节，着墨于其变法思想及行动，侧重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定位（注：参见苏全有、李波：《刘光第与戊戌维新运动》，《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苏全有：《刘光第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倾向》，见网站http://wxbf.xiloo.com；苏全有：《刘光第“坐以待捕”的主观动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宋兴华：《从爱国走向维新：刘光第思想发展轨迹》，《重庆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苏钟生、吴福文：《刘光第与客家祖地闽西》，《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此外有关刘光第的论述尚散见于一些专著和论文，只言片语，亦不脱前述范围。）。本文试图在较短篇幅内，在吸收现有成果基础上，以较宏观视角，从其性格、思想、人生选择三者的缠绕中，从内在与外在的互动中，剪裁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刘光第。 一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888年起在京供职，1898年入军机，参与维新变法，政变被诛，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或由于少年贫寒家境及纷沓变故所投下的阴影，抑或因富顺一地偏据边隅，民风闭塞，故其性格中最明显的一大特点即是内向。梁启超称其“性端重敦笃，不苟言笑”（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437页。）；胡思敬称其“恂谨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曰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3页。）。 材料显示，刘光第这种内向性格中折射的更多的不是怯懦与卑微，而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傲气，他的高傲志节在其咏物诗中有较多体现，《看竹辞》一诗中有“春花繁艳不堪顾，夏木浓荫少情趣。俗肠江水浣不得，紫陌红尘久难住。忽闻胜地笋泥香，知有此君心便凉。虚心只合临睡照，高节讵肯随风扬。……有时偶动凌云心，引得南薰吹世界。……付之玩赏何足奇，风雅还能医俗士”，刘光第深与竹的清雅、虚心、高洁相得，曾语“此君（竹）即作吾师看！”（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4页。）与此相通尚有《黑竹》一诗：“幽壑极萧森，黑风吹日阴。全身异孤洁，晦迹并山林。自炼冰霜气，能虚铁石心。又元通众妙，坚忍绝窥寻。”（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0页。）这种傲气与内向熔铸成一种孤傲，所以他对很多酬接都持拒斥的态度，“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光第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先生不贺”（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7-457页。），“官京师，闭户读书，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故人鲜知者”（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437页。）。孤傲带给刘光第孤独，但他显然并不以为意，反而怡然自得，“于南西门外僦废圃，有茅屋数间，篱落环焉，躬耕课子。”（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他的诗作也经常传达着对孤独的审美体验，意境悠远苍茫，如《独临宝见溪危石上小坐》中有“我心欢素闲，山灵助孤赏”（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0页。），《青水洋遇风》中又有“茫茫极六合，一鸥心自闲”（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6页。）。 其内向中还浸透一种坚毅、执著，他有时会倔强地以自己的理念行事，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有丢官杀头的危险，亦在所不惜，颇具豪侠之气，无怪高楷称其“深醇坚定激发，有古烈士风”（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戊戌变法时期，湖南守旧党曾廉曾上书光绪帝，以叛逆请杀康梁。光绪帝恐西太后见之有不测之祸，乃命谭嗣同上折驳斥。谭遂以百口保二人之忠。刘光第也认定康梁乃志士而非叛党，加之“君命不可违”的信条，竟主动具名，亦请先坐罪。使得素以任侠闻名的谭嗣同也“大敬而惊之”，须知当时西太后已动杀机，此举须弥天之勇（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443页。）。甲午事起，刘光第以为中国不利的一大原因是“权奸阉宦，俱是深结太后，以致大势不可为”（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5页。），上《甲午条陈》请西太后不再干预政事，引得堂官不敢代奏。其实刘光第这种气概，在一些生活小事里也可找到暗合之处。刘光第曾为疯狗所伤，乡人借厨刀削去伤口，围观者皆骇叹，而刘光第竟处之自若（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7-457页。）。 然而他的内向中又带有克制以及“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理性色彩，他也并非一个时时处处直来直去，高自标持，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早在二十四岁得中进士那年，面对升沉无定的宦海，刘光第就告诫自己须克制：“忍耐二字，真无穷受用哉！试观古来圣贤豪杰，大学问、大事业，何一不从忍耐中出。”（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入官署后，也能放低姿态，处理好上下关系。在1889年给族人的信中，刘光第写道，“近将到京一载，……惟同司诸君颇能相谅。初亦怪我不谐俗，后见我……让功归过，且又虚心叩说，和衷办事，以故相安”（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0页。）。在同年的另外一封信中，刘光第自述道，“胸中隐忧大局，偶闻一稗政，或见一坏举，便觉数日忧愤，耿耿于心”，但即便如此，胸中之事，仍“噤不敢告人”（注：《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刘光第集》，第200页。）。此外，刘光第虽然不喜酬接，以为“时事艰难，吾辈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注：《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刘光第集》，第447-457页。）。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高官往还，以图升迁，他自己曾承认，“乌先生以第到京时土仪颇厚，故尤另眼看待……即可资其培植，超转无难”（注：《刘光第集》，第194页。乌先生即乌拉布，字绍云，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八年任四川乡试主考，刘光第于是科中举，为其门生。）。哪怕振聋发聩的《甲午条陈》，吁请西太后不再干政一节，也实在徘徊隐晦，极尽委婉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