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4)04-0012-05 当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社会首先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就是军事制度。其时，清帝国的旧式军队已经日趋腐化，在西方列强的坚甲利兵面前，更是不堪一击。因此，朝野人士亟思改革，一方面设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另一方面，选派军事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 1875年，福建船政学堂派魏瀚等5人赴英法参观学习海军。1876年李鸿章派遣武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陆军。这是近代派遣军事留学生之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留学欧洲的先导。此后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清朝派遣军事留学生始终以赴欧洲学习海军专业为主。与海军留学教育相比，陆军留学生人数少，规格低，处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中日甲午战争后，陆军留学生逐渐增多，成为军事留学生的主流，而派遣国则主要集中在日本。陆军留学生的派遣之所以长期不受重视，与清政府抵御外侮的“重海轻陆”政策有关。直到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之后，清廷才将军事建设的重点转移到新式陆军建设上来。如同海军建设一样，陆军建设首先需要人才，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就是留学，而且比作为练兵第一要义的设立学堂还要重要。 袁世凯对于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给予了高度重视。早在1895年5月7日，他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说：“仍一面广设学堂……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1](P218-219)在同年11月呈报军务处的《练兵要则十三条》中又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2]。于是，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就创设了德文、炮队、马队、步队四个随营武备学堂。从正兵内考选粗通文字者230余人入堂学习，“此学堂学生分三部分：一为留学预备班，五十人，德国军官为总教习，学德文、武备、汉文三种……”[3](P70)。虽然这批留学预备生没有赴德学习军事，但说明袁世凯当时已有派人留学军事的考虑。 1898年，浙江省首次派遣4名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为近代留日陆军生之开始。这年湖北学生吴禄贞、张绍曾等4人也考取官费，由张之洞选送进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日士官生。1902年，袁世凯奏派武卫右军随营学堂第三期毕业生55名赴日留学军事。在奏章中他详细分析了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臣观近日各营将弁，其朴诚勇敢者，尚不乏人。然气质半属粗豪，文理尤多暗昧，其于军谋战略，平时既少研求，一旦临戎，往往张皇失措……今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欲求因时之宜，以收折冲之效，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臣部武卫右军学堂诸生，现已三届毕业之期，虽规模颇有可观，而谙练犹有未至。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庶学成返国，堪备干城御侮之资，似变法图强无有要于此者。”[4](P487)在这里，袁世凯首先强调了派遣军事留学生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抛弃湘淮军制而建立新式的、近代化的军队，要提高军官的气质和素养，要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精髓，必须以大量派遣军事留学生为前提。其次，强调军事留学生的水平高于国内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学堂学生中质量最好的官佐据说是直隶、湖北和安徽学堂的学生，可是，就是这几所学校的学生在技术上也不及那些在日本留过学的人。”[5](P212)袁世凯承认北洋军事学堂毕业生“虽规模颇有可观，而谙练犹有未至。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再次，强调派遣军事留学生应以派往日本为主。在甲午战争之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朝野上下推崇英法的海军、德国的陆军。经过甲午惨败的教训，以及1897年以后由于德国强占胶州湾而导致中德关系急剧恶化等多方面原因，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朝野人士普遍认为选派陆军留学生应以留学日本为主。其后虽偶尔有派往欧美的军事留学生，但与留日的军事留学生数量相比，则相差甚远。近代陆军留学史可说是一部留学日本史。 在地方督抚的推动下，1904年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规定选派留日学生“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6]。据统计，1904年派往日本的军事留学生共计108名；到1906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和其他军事学校就学者已达671人；1908年“统计赴日陆军学生数目已不下一千余人。间由振武学校毕业得入联队学生四百九十九人，现在联队者七十五人，在士官学校二百五十五人”。就读于士官学校“现在毕业回国学生已有二百二十九人之数”[7](P342)。中国学生人士官学校始于1900年，至1911年，毕业于士官学校者共计673人[8](P296)。目前，尚难精确统计袁世凯直接派出了多少军事留学生。但是，根据各种迹象分析，袁世凯起初是积极派遣军事留学生的，而后来，态度则趋于冷淡，并且对学成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处处加以提防戒备。从总量上看，袁世凯派出的军事留学生人数在初期比较多，在当时中国派出的留日陆军生中占有较高比例，后来比例则明显下降。袁世凯一方面积极推动军事留学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借机扩张培植私人势力。在这之中，同样充满着袁世凯同其他地方实力派及清廷权贵之间的斗争。 为加强对陆军留学生的监督管理控制，1904年，清廷正式颁布《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章程规定：“凡人民志愿游学武备的学生都可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经甄试后即可膺选。”[6]执掌练兵处大权的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进行“甄试”的机会，除了北洋系选拔派出的留学生以外，“要出国留学的他省学生也必得拜于袁的门下方可出得国门，例如蒋介石赴日留学，也是走的袁家之门”[9](P12)。1906年8月陆军部下令将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更名为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开办不久，学堂经陆军部批准，附设了留日学生预备班，在本堂学生中挑选学生入班，经半年多的培训后送日本军事学校留学。1907年，近代著名人物蒋介石、张群、王柏龄、杨杰等65人从该预备班被选送日本。 对于归国士官生，袁世凯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除了由其挑选派出者得以回到北洋任职外，其余各省回国的士官生，在北洋很难有立足之地。如士官一期生毕业回国者39人，“除几个留京任用外，余皆分在各省带兵”，二、三期也“皆在江浙、两湖、闽粤各地任职”[10](P111)。尤有甚者，即使是北洋士官生在北洋派内部亦受到排斥，如北洋大将段祺瑞就“颇信任陆军速成（及早期）军官学生，不重用国外陆军留学生”[11](P34)。北洋士官生华世忠、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12](P11)，但回国后均不受重用，仅能“充任教官各职”，杜幼泉甚至因郁郁不得志而投湖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