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3-0025-07 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曾数度插足调停，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是中国对法交涉的主要外交代表，同时也是英国调停的主要当事者和见证人。探讨曾纪泽对英国调停的态度和相关外交活动，对于认识英国调停的动因、结局及对中法战争的影响，当有所裨益。 一 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及由此引致的冲突和战争，是由于法国侵略中国的藩属越南，将以据越侵华为核心的远东政策加紧付诸实施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如所周知，19世纪80年代正是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迅速过渡的重要时期，政治、经济诸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强了各种矛盾的尖锐和激化，促使列强更加狂热地向海外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以争雄长，从而“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00页。）这种形势影响到远东，各国侵华的“合作政策”解体，开始纷纷采取哄抢的形式，加紧侵夺中国的邻近藩属，以开辟通向中国腹地的道路，以为将来瓜分中国做好准备。法国对此自然不甘落后，1867年，法国就侵占了越南南部。1874年3月，法国强迫越南订立《法越和平同盟条约》试图否定中国的“宗主权”；建立法国的保护权，并由红河进入中国云南。1883年8月，法国发动全面侵越战争，迫使越南订立《法越顺化条约》，明确建立法国的保护权，否定中国的“宗主权”，“越南就完全置于法国的脚下。”（注：［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章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87页。）法国蛮横使用武力改变越南的国际地位并企图迫使中国就范，就不能不使中法关系造成严重的危机和冲突，并影响到远东国际关系的格局，从而使“英国不论怎样努力，也无法使自己置身于中法战争之外。”（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许步曾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5页。） 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首先打开中国国门的国家，一贯以远东霸主自居，其在对华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中具有他国无可与之争先的优势地位，因而，鉴于远东局势的变化和中国边疆危机的普遍出现，英国从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和谋求在远东与中国长远利益的要求出发，一改以往以武力侵华为主的战争政策，而代之以“调和与渐进”的方针，制订了“调解冲突与不公开地保护中国完整，同时如果中国给予其它列强任何独占的权利，那么它照例要从北京方面得到补偿”（注：［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8页。）的具体策略，而以各种方式的“调停”作为执行这一政策的基本手法。对于传统对手法国的殖民扩张及对英国利益的影响，使英国总体上抱以不满和抑制的态度。1882年英国排斥法国侵占埃及的行动便是最明显的一个例证。英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调停活动，总的来讲也是在这一外交方针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但每次调停的动因及提出的目标又因形势的变化与英国利益的需要而有所差异，由此对中法交涉产生不同的影响。 曾纪泽是中国对法交涉的主要外交代表，为阻遏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他闻警而动，当先上阵，筹谋划策，折冲樽俎，“与法人辨争，始终不挠”（注：《清史列传》第58卷，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4页。），但法国重视的不是外交谈判，而是对越南的战争。但法国虽然用武力确立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但其地位仍很脆弱，越南阮朝统治者虽然被迫屈服，但越南爱国军民并未停止抵抗，刘永福黑旗军和清军依然护卫着北宁、山西以北的越南领土。法国国内反对派反对批准《顺化条约》，国际上列强也担心中法爆发战争会影响其在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拟采用外交手段诱逼清政府承认其在越地位及允许开放云南，同时也是迷惑国际视听，增兵北越，为用战争手段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做准备。所以，1883年9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Challemel-Lacour)训令驻英大使瓦定敦(Waddington)试探英国出面斡旋，提出以建立“中立地带”为主要内容的方案：第一，自沿海北纬21°和22°之间的某处起到红河上游保胜止划一界限。界北至中国边界之间的地区为中立地带，不准设置炮台，吏治由越南官吏治理，中法双方均不得进占。遇有逃匪纷乱滋扰边境，经中法双方协商后会同或单独剿办，事竣撤出。第二，开放云南红河上的蛮耗给各国通商，条件与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相同（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册，台北精华印书馆1962年版，第1360页。）。 法国的这一方案在提交曾纪泽以前，先征求英国的意见。其目的，是假借关心英国（当然还有其他列强）在华商务利益之名，来拉拢英国帮助它逼使中国让步。9月8日，法国驻英大使瓦定敦奉命请求英国进行斡旋，在将上述方案副本交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Granville)时，说明法方的具体立场是：“关于中立地带的第一款，我们看作是我们对于这点的最后一句话，但第二款关于Nan-Kao的一款，可以更改，并可以讨论。至于中国所追究的宗主权，我声明，我们不容许我们与顺化朝廷订立的各条约有任何的变更。……主要的是，中国人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安南的行政。……同时，无论若何情形，我们将不中止向东京增送援军。”（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中法战争》（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页。） 瓦定敦请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劝说曾纪泽和北京政府接受这一方案。格兰维耳原则上接受法国提出的调停建议，基本赞同法国的方案和继续增兵北越的做法。这位外交大臣认为，为对付“中国人这样机巧的敌手求得成功”，法国不要急于通知中国人这个方案，而先由他来试探一下曾侯的态度，再做定夺。他允诺向曾纪泽声明，英国只在中国的要求“合理”并可能为法国接受的场合，才愿意出面调停，以留给法国外交更多的主动（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中法战争》（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