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梁启超20世纪初发表系列评论“新民说”，以新颖的理论和犀利的笔触，剖析我国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提出改造国民道德的新方案，一时声震天下，顿开改造国民问题讨论的新风。梁启超新民学说主要讨论的是改造民德问题，虽然“民德”是中国自古以来历代贤哲所关注和集中谈论的问题，但梁启超的“新民说”，是他赴日本后接触了大量西方学说而“思想一变”后的产物，他用全新的眼光将新民德作为根本救国方策而加以阐发，所以他的诸多立论，旨在批判陈腐的旧道德而倡扬适于民族竞存的新道德，使民德的内涵焕然一新。他的新民说在当时不仅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意义，同时在学理上融汇西方学说的认识理路和分析方法，也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对“民德”认识的新范式，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探索改造国民性的最早模本。 梁启超新民说阐述改造国民道德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个是观念改造的途径，即通过觉悟、修养、教化而倡扬培育国民的公德、进取、权利、合群、尚武等新道德观念；二是制度风俗改造的途径，主要是批判皇权专制制度、提倡改革政治和社会制度而培养新国民；三是通过国民经济——梁启超称之为国民“生计”——改造的途径，主要讨论国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及职业分工等对于民德的作用关系。（注：生计是梁启超采用的对英语economics的中文译法，日文译为汉字“经济”，但由于以往在中文里“经济”一词含义甚广，包括所有关涉经世致用、治国济民之学，与英文之意不符，故不为当时国人认可，一时无统一译法，有人译为“理财”，似偏于过实。严复译为“计学”，似又偏于过虚，梁启超在这里采用的“生计”，虚实兼济，民生与国计相通，似更为合宜。后中国学界最终采用日译“经济”一词，亦为在西学东传过程中，中国近代学术和汉语变迁的曲折反映之一。）观念改造和制度风俗改造这两条途径，是自古以来谈论民德问题的先哲一直沿袭的主要取径。清末维新时期，梁启超及其维新同志康有为、严复等最早提出改造民德问题时，也主要是沿袭这两条途径。梁启超后来阐述“新民说”，是对维新时期改造民德思考的延续和深化，因此沿着这两种途径的讨论着墨较多，论述比较充分，吸引时人及后人的注意也较多。而国民生计与民德改造这条途径，却是古人虽曾略有涉及，维新时期则没有提出什么明确认识，直到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才比较明确提出并加以阐述的新路径。但是，梁启超的这方面论述，在当时及此后却不大引人注意，而从认识理路和分析方法而言，这一路径却是最具创新性，最能体现他借鉴近代社会科学方法思考民德问题的尝试，也是有可能使民德问题由观念意识领域引向社会生活实践领域的一条新路向，因而颇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省察。他的认识理路，既不同于中国传统贤哲的微言大义而又延续了一些传统思路，既力求吸收西学新知而又不同于西哲的论理体系，是一种杂糅融汇中西学说的新探索。虽然这些认识理路还显得不太清晰和成熟，但却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民德认识的新水平，开启了借鉴近代社会科学方法探索民德问题的新理路，其开新创获与缺陷不足都对后人思考国民性问题产生了影响，甚至余波及今。 对于梁启超“新民说”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但对于其中民德与国民生计问题的认识，以往学界关注不多，也鲜有专门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是梁启超这方面论述的内容在其新民学说中所占分量不多，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只有《论生利分利》一文，其他论述则分散在《论私德》、《论政治能力》等文章中；二是他关于这方面的认识还不太清晰、成熟，还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学说；三是梁启超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偏于学理，而人们历来看重的是他新民说的思想启蒙意义。这些都使他有关这方面的思考易于被忽略。但是，他在这些分散的文字中，已经围绕这一问题明确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还尝试运用新方法做了一些分析。虽然这几篇文字的发表相隔几年，其间他的一些政治观点有所变化，但对于民生与民德的认识却是前后一致的，在这些文字中已可看出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自成逻辑的看法。可以说，与前述观念和制度两条显性的线索相比，这是一条比较隐性的线索。所以，他的这一理路也曾引起某些研究者的注意，如美国学者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中，对梁启超关于国民生利与分利的认识做了一些解读，指出梁启超是“力图将为国家生利的理想作为中国新民的一个民德提出来”，并指出梁氏的这一认识，“实现了由儒家限定性的职业思想到近代为社会作贡献的职业思想的转变”。（注：〔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张灏的这段研究文字虽字数并不多，但可说是迄今对梁启超关于民德与国民生计学说的最为深刻的评论。但是张灏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张灏分析的内容还只限于梁氏对国民职业生利与分利的论述，而未结合其他相关论述来勾勒出梁氏关于民德与民生问题的完整认识。其次，张灏虽然敏锐地指出了梁氏学说中“职业思想”这一内核，但只是将其作为“为社会作贡献的职业思想”、“为国家生利的理想”而与民德联系起来，使民业问题只停留在“观念性道德”层面，而未注意到梁氏在社会实践层面对职业分工角色的思考。最后，张灏只是从观念价值上肯定了梁启超提出“为国家生利的理想”为新民德之一种，而未注意到梁氏在学术理路和分析方法上的突破，而正是这种突破，使梁启超为认识民德与民生关系问题建立起近代科学认识的基础，从而为这一问题走向社会实践开辟了道路。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梁启超新民学说中关于民德与国民生计问题的认识做一梳理，以考察其思考这一问题的理路和方法究竟有哪些创获与缺失，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于我们今天有何种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