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4-0012-08 一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必须研读的著作。由于康有为自称他在1884年撰有此书，而书中却有很多1884年以后的事例，我在1957年撰文指出：《大同书》是1901～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对他的评价应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康有为的政治实践进行实事求是的估计（注：拙撰：《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1月号。）。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连日本学者也感兴趣。我又先后撰文，重申己见（注：拙撰：《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历史研究》1959年8月号；《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历史研究》1959年11月号。）。此后，争论似稍平息。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上海博物馆翻阅康氏家属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大同书》手稿，再次证明它不可能撰于1884年（注：拙撰：《〈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月》，《文物》1980年7月号。）。但它只有卷三、卷四（部分）、卷五、卷六、卷七（部分），内容相当于《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版（下简称“今本”）的乙、戊、己（缺总论）、庚、辛（六至十五章）数部。后来，又从天津图书馆找到《大同书》手稿卷一、卷二、卷四（部分）、卷七（部分）、卷八，相当于“今本”甲、丙、丁、己（总论）、辛（一至五章）、壬、癸数部。虽然它和“今本”编次、内容等出入较大，但南北合璧，配成全帙，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把它影印出版了。 天津图书馆收藏的《大同书》手稿前面，有犬养毅的题句，原文是：“南海先生侨寓东京，距今殆四十年也。先生出示《大同书》稿本廿余篇，是时起稿以后已经廿余年，深藏箧底。先生晚年，仅刊第一篇，无几弃世。此著先生一生心血之所注，虽敷衍《礼运》一篇，实为先儒未发之业，予尤服研钻之精、造诣之深矣”。由于其中有看到康有为“深藏箧底”的《大同书》情节，而康有为在政变后曾经流亡日本，有人推论“《大同书》成书及流传经过大致是：1898年9月12日康有为去日本时，已有稿本‘廿余篇’。在东京时曾向日本友人‘出示’此稿，此后即随康有为周游列国，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注：朱仲岳：《〈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接着，又有人附和，说是“这根据最新发现的《大同书》手稿及有关资料，提出的关于《大同书》成书年代的新见解，由于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具有很大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是研究《大同书》成书年代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新收获”（注：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6页。）。并补充他看到的材料“确证康有为流亡日本时，确曾将《大同书》原稿给犬养毅看过”（注：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3页。）。 康有为在旅居日本时，确曾见过犬养毅，但他到日本不是一次，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次在哪里将《大同书》手稿“出示”给犬养毅的？是否是1898年？ 于此，且将康有为先后旅居日本的情况作一简单的回顾： 1898年9月，政变发生，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10月19日，在宫崎滔天的陪同下出发赴日。25日下午，入神户。旋入东京，住牛込区市个贺加町三番地（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1898年11月5日副岛种臣上鸠山外务次官函，编号500092-93。）。1899年4月3日，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赴加拿大。这是第一次。 1899年10月，康有为自加拿大返香港，23日，经过日本时，“始终监视”，“上陆拒绝”，（注：日本外务省档案：《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上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函》；又1899年10月19日兵库县知事之通牒，机密送第35号，编号500167-169。）被留难，这是第二次。 1911年5月8日，康有为自新加坡到香港。6月6日，赴日本。初去箱根，后居神户（注：康有为于6月11日抵神户，见日本兵库县知事报告，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发，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杂纂》，支那党关系第5卷1门6类1项4121，编号450429号。）。他到神户后，先住梁启超所居双涛园。双涛园原为神户华侨麦少彭别墅，地近海滨，松影婆娑，“双涛”即指“海涛”、“松涛”而言。康有为有《辛亥夏来日本须磨，居任甫双涛园，筑小楼卜弓临海，名曰无风海涛楼，室成，与任甫、觉顿乐之，兼寄若海索和》，诗云：“海外逋亡十四年，又来须磨结三椽。纸窗板屋生虚白，夕霭朝晖览万千。松罅旧亭立前后，丘中曲径得迴旋。小楼坐大吾知足，吞吐东溟占碧天”（注：见《南海先生诗集》卷12《憩园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编印本，第482页。）。梁启超也有《南海先生倦游欧美，载渡日本，同居须磨浦之双涛阁，述旧抒怀，敬呈一百韵》（注：见《饮冰室合集》，45。）。这年10月，武昌起义，随着各省响应。康有为以为“革命必无成”，慨叹“国事亦多变，神州竟未还”，恋栈旧制，眷念清室，在双涛园写了《救亡论》、《共和政体论》，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与当时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 1912年3月，康有为自双涛园迁须磨长濑园别庄。6月，撰《中华救国论》。次年归国。这是第三次。 康有为和犬养毅相晤，应为第一次和第三次。至于他将《大同书》稿本“出示”犬养毅，却不是第一次赴日，而是第三次赴日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