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可究诘：反满意识里的多义和岐义 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汇通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节节内卷的社会矛盾得以附着聚合，在知识人的论说里激烈地归向排满一途。然而邹容说：“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刘师培说：“今之所谓革命党，不外学生与会党二端”；汤增壁说：“民族思潮，灌输中等以上，行商坐贾、老圃佣工、贩夫走卒之属，农氓，役隶之流，及于役戎幕、浮浪江湖、山泽联群、乡曲结社、市肆贾勇以为活者，凡诸品类，固有几人能识黍离之痛哉。”（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469、952页；第3卷；第87页。）面对一个多数人所闻见的世界，知识人的论说始终是一种不能进入深处的物事。邹容、刘师培、汤增壁的指述都自列于少数而自居于先觉，但“凡诸品类”所代表的应是一个大众社会，则“凡诸品类”之不识“黍离之痛”显然不是“凡诸品类”之全无心肝，而是大众社会对于他们那个世界里满汉关系的别有感觉和感知。因此，在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合不拢来里，比后觉与先觉的扦格更深一层的，其实是形而下对形而上的扦格；是社会对思想的扦格。用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论说排满，本来对应于一个由思想激发，并由思想支撑的过程。当思想过程自成其思想过程的时候，古人的思想和西人的思想都不难自圆其说。然而族类之辨和民族主义同知识人的愤怒和血性相串结，从思想过程里推演出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总括社会过程，把20世纪初年中国人的内绌外困一并归结到满汉之争。《民报之六大主义》说：“满洲去，则中国强”。同一个意思在《复报》的《“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文驳议》里表述为：“譬如解网，纲举则目靡不张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80、552页。）排满的知识人深信这一套道理，并以此成其屡仆屡起和百折不挠；但20世纪的内绌外困积成于19世纪的百年衰世和古今中西的相克相激，而后“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讟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沴疠，举国相视，咸儳然若不可终日”。（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55页。）其间的地动山摇都不是满汉关系所能归纳得了的。从思想过程里推演出来的东西罩不住社会过程中的世事起伏和因果始末，因此，用反满意识总括当日中国的社会矛盾，便不能不牵事实以就论说。合群于族类之辨和民族主义的人们虽共奉一个宗旨，而笔下的文字则各以才识情性和心思阅历为规范。于是，当这些论说此起彼伏于思想潮流之中的时候，被牵来牵去的事实常常会首尾不能相顾。当日排满的文章多，然而由文章带来的抵牾也多。 章太炎作《讨满洲檄》，“数虏之罪”凡十三。其中一节专说等类不平： 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诸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 “以厮役待其臣下”到“苛暴齐民”，都是举人间之大不平说“满洲”的暗无天日。但在收入《訄书》的《平等难》一章里，他由“天地之道，无平不陂”起讲而文义不涉满汉之辨，则引为论据并言之侃侃的却是清末中国的众生平等： 今自包衣而外，民无僮仆。昔之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者，今亦及身而息。自冕黼旄钺以逮蓝缕敝衣者，苟同处里閈，一切无所高下。然则以种族言，吾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其平等也已夙矣。复从而平之，则惟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耳。（注：《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92页；第3册，第37页。） 章太炎的笔下少见盛赞，而这一段文字庶几近之。《皇朝通志》里与此相关的记述是“雍正元年，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当，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上甚闵之，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谓棚民，广东有所谓寮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户编查”。（注：转引自俞正燮：《癸巳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第425页。）嘉道之际，俞正燮曾对这些在各色名目下被剔出了齐民的人口用心做过通考，而后举“乐户”作总论说：“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帝、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注：《癸巳类稿》，(2)，第435页。）则章太炎不会不知道“昔之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今亦及身而息”正是在满人的君权下做到的。因此，以学人作鼓吹，他一面能引清代的历史来论说清代之等类不平；一面又能引清代的历史来论说清代之众生平等，然而用《平等难》里的意思校对《讨满洲檄》里的意思，其前后的议论便不能不相悖相歧。与“乐籍”、“惰民”、“伴当”、“世仆”、“丐户”、“蜑户”相比，“世奴（包衣）之制”其实是旗人的家事。包衣虽在“厮役”之列，却远不是八旗中的“卑贱之流”。康熙朝李士桢籍隶正白旗包衣，而一生“历陟显仕，宦迹不可枚举，洊晋使相，开府豫章，旋抚南越，治行卓卓”。（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1页。）近一点的，还有同治朝的大学士官文和光绪朝的兵部尚书立山，其官品虽高，而究其来路，也都是从内务府里走出来的包衣。这些人都可以由“厮役”之身而致通显，以此为实例，则排满而持“世奴之制”为讨伐之辞，其间牵事实以就论说显然已绕得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