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3-0074-10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文化接触与史学风气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学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其原因是异常深刻的，一方面，是由于受到民族危机加剧和御侮图强需要的刺激，另一方面，又因为中西文化交流、输入了新观念而触发，这是中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发展双重的内在必然性交会的显示。 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长远传统，而且在鸦片战争以前，一些感觉敏锐的学者的治史路数已在酝酿着变化，如赵翼探求“古今风俗之递变”和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俞正燮将历史考证的重点放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边境民族问题、中俄关系、治河问题等，尤其是龚自珍强烈呼吁变革、抨击专制和批判空疏学风，都预示着史学风气将要发生变化。然而变化的可能性要成为变化的现实，并且在近代史开端时期能如此放射出异彩，则还需要有力因素的引发。这就是鸦片战争时期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通过魏源这位具有远大的眼光、朴素的历史进化观和强烈变革意识的人物，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在史学领域进行糅合和创造，因而实现了史学发展的新突破。 魏源的史学实践实现了传统史学格局的新突破，因而成为创辟近代范畴史学的代表人物，这与他在中西文化撞击中勇于接受新思想，敏感到东西方关系出现了新的历史变局密切相关。随着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迅速发展和欧亚间航路的开通，至18世纪初叶，欧洲殖民势力加紧东进，其目标就是要把东方国家作为其经济掠夺的对象和据为其殖民地。与西方侵略势力一起东来的，还有其先进的文化。中西文化的接触，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一些早期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但是与之交往的只限于极少数的士人或官员，在这个很小的士大夫圈子中只了解到西方天文、历算的先进，康熙帝对南怀仁等传教士所欣赏的便是他们推算历法、预测天象的准确；而且由于东西方地理距离的遥远，语言不通，自古以来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的迥异，以及中国长期在东方世界中处于文明输出国的“天朝上国”地位而形成的心理状态，和明清以来专制皇朝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所造成的严重限制，所以一直到整个18世纪，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局势和西方文明始终是极其隔膜和茫然无知的。纪昀、阮元在乾嘉间号称通儒，但纪昀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等书为若邹衍之谈九洲，夸幻变测，不可究诘；阮元作《畴人传》，称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学说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至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已经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林则徐、魏源作为当时士大夫中最有识见的人物，首先认识到欲抗击外侮必先了解夷情，进而认识到欲制外夷必先师夷长技，承认中国落后，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他们是最早跨越东西方文化巨大障碍、倡导了解外国的人物，也是开启近代向西方学习这一进步思想潮流的杰出先行者。林则徐率先组织幕僚翻译英国人慕瑞《地理大全》，成《四洲志》一书。魏源又遵照林则徐的嘱托，在此基础上编撰规模巨大的《海国图志》，成为当时东方最完备的世界史地文献。魏源一方面呕心沥血总结如何抗击西方侵略者的经验，总结包括安南、缅甸、爪哇等东方民族御敌的经验，了解英国侵略军经由印度、马六甲海峡等地区东侵的军事要地；另一方面，他以一种极其难得的求实和清醒的眼光，肯定西方文明本身的悠久历史，高度评价西方民主制度的渊源和它与中国历代君主专制制度迥异的特点，尤其对新大陆发现以来欧洲各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表示惊叹，对华盛顿所创立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先进性衷心赞美。《海国图志》卷37辑录玛吉士《地理备考·欧罗巴各国总叙上》中，特别关注雅典政治家梭伦的政治改革措施，对于“议事厅”制度评价尤高：“有梭伦者，当周灵王年间，修改律例，归于平允。遂按一国资财之多寡，分尊卑贵贱四等。其四等至贫贱之人虽不得居官，至有通国会议公务，亦可参预。又恐人多语杂，因建议事厅、大理寺二署。其议事厅定额四百人，为庶民会议之所；其大理寺乃官府会议之所。其官必名望才德，由众推举。此梭伦所定政治章程，各国多［有］效之者。”[1]（卷37，《欧罗巴各国总叙上》）对于地理大发现刺激下欧洲文明的迅速进步再三赞叹：“彼时，西洋人有日讷瓦国人名哥隆波（按，即热那亚人哥伦布）者，拟由西方而赴东方，国人皆谓孟浪之谈；复禀弗兰西、英吉利、布路亚三国王，亦皆不见用，最后得大吕宋国王赏发银币，备三大船，于明孝宗弘治五年开行西往，越三十三日，探得前途始有洲岛。及临近其地，并非印度；所遇人民，言行殊异，即今之亚美里加洲地也。罗马国败废之后，欧罗巴余邦皆遭大幽暗，世衰道微，国人卤莽，文学攸汷。迄明永乐以后，复如田禾旱槁得雨还苏，渐再知教化。况新寻得各洲，勃然复兴，创造印撰书籍，百工技艺，交接贸易。故诸史推今世为极盛。”[1]（卷37，《欧罗巴各国总叙上》） 《海国图志》卷36以前，记载亚、非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包括“东南洋”即东亚、东南亚，“西南洋”即印度半岛各国，“小西洋”即西南亚和非洲各国。卷37以下，是魏源重点记述的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在此卷的开头，写了《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鲜明地提出如何抵抗欧美各列强国家的武力侵略和师其长技的全局性看法。他首先引用康熙五十年(1711)的《圣谕》中所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说明西方国家之侵略威胁是130年前康熙所预料之事，如今不幸而言中！中国早已从历史上居“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变为受欺负的贫弱国家，因此魏源以“天气自西而东”来概括中国对外形势所面临的亘古未有之变局。如何抗击侵略、在御海战争中取胜、维护民族的生存呢？魏源洞察机宜，以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勇气，提出“塞其害而师其技”的战略性方针，由此开创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声。他对当时闭目塞听的顽固势力痛加针砭，作了有力的论述： 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其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人知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 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吾闻由余之告秦缪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卷37，《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尤为难得的是，魏源能冲破中国士大夫在几千年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天子圣明、臣子匍匍于地的思想模式，敏锐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先进性，称赞“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1]（《后叙》），并且对美国民选总统、四年改选，改变以往君主国家王位至死不变为天经地义的制度，高度评价为“可不谓公乎”，“可不谓周乎”，盛赞这种制度为极其公正、公平和完备，这些在当时都是石破天惊之伟论！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变易、进化观点和批判黑暗现实、呼吁变革、渴望实现国家富强的精神在这位卓越思想家和史学家的身上得到汇注，他才会在暗昧无知、与世隔绝的年代，对外部世界的广阔和西方文化的进步性获得如此宝贵的认识。与魏源以“气运说”来表达西方正对东方处于主导地位，东方国家要求得富强，应当学习西方这一对世界局势的总体认识相适应，他总结出“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变”这一历史编纂的重要命题，其中包含着史书的观点、内容和体裁体例形式都应随时代变化而大胆改革、创新的意思。魏源撰著此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如他所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又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1]（《叙》）因而此书实现了对传统学术格局的历史性突破：第一次全面、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搜求到的世界各国（重点是西方列强）的地理、历史、社会状况，介绍世界资本主义的商业制度、贸易情况和先进技术；并且其内容主要采之于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外国人撰写的新著作。《海国图志》对传统史志体大胆改造，创造了论、志、表、图互相配合的新的体裁形式，书前有长达四卷的总论，以下各卷中又大量采用叙论、后论、按语夹注等，并且根据国人了解外国知识的需要，列有地球图、各洲各国地图和船舰、蒸汽机及鱼雷等各种图，以及中西年历对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