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3-0103-08 研究孙中山对日观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在领导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经到过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不少国家，而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神户到1924年底最后一次访日，进入日本国土共16次，累计居留时间达8年零10个月之久。换言之，在孙中山的三十年革命生涯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日本度过的。日本多次成为他的政治避难地和起义指挥所，成为他在海外最重要的活动基地，不少日本人也曾对他的革命事业给予各种支持和帮助。因此，孙中山对日本怀有一种特殊感情，他多次声称日本为其“第二故乡”、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邦”是毫不奇怪的。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领袖，与日本又有如此密切的历史因缘，故必然会十分重视日本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羁留日本、与日本发生关系的年代，正值日本在东方崛起之时，并且同时扮演着西方叛逆者和东方新侵略者的双重角色。而他所结交的众多日本人，也有各不相同的政治背景和可资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对日本有所企求和寄望，并产生种种相应的看法。所谓孙中山对日观，指的就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约三十年间，孙中山从领导中国革命的立场出发，对日本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对日本国家、人民和政府所持的观点、所作的评价以及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孙中山的对日观，是其政治学说和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指出，研究孙中山的对日观，对于了解孙中山思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以及近代中国革命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关于孙中山的对日观，中日两国学者都曾作过大量研究，发表了不少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其中也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则可能是研究的方法、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下面就此谈一点粗浅看法，并联系几个争议较大的事例作一些考察。 从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出发来研究孙中山对日观 如果忽略孙中山的整体革命观，而仅仅就他的对日观尤其是某时某地的某一思想表现“就事论事”地观察，便很可能产生立论偏颇的弊端，或对客观存在的事实易于采取怀疑态度。因此，有必要从战略与战术关系的角度加以考察。革命和战争一样，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如何处理战略目标与战术手段、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 孙中山思想虽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但从原则上说，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目标早在创建兴中会时便已确定下来，并且贯彻始终。檀香山的《兴中会章程》中，明文规定立会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据孙中山后来所进一步阐明的主张及其实践活动来看，可知振兴中华的涵义甚广，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倾覆满清君主专制政权以及荡涤继起的军阀统治体系，在经济上则是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兴盛的国家。而所谓维持国体，上述章程清楚地解释为要改变“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国体抑损”的境况，“申民志而扶国宗”；到他晚年更明确地提出了“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的斗争任务（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同上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77页。）。总之，推翻国内反动势力统治和解除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就是孙中山长期奋斗所要达到的革命战略目标，也是他胸怀革命全局的根本利益所在。 显然，在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里，要实现这个革命战略任务的艰辛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那时，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外来侵略势力并不限于一国，而是全世界所有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更与孙中山革命所直接面对的国内敌人勾结在一起，成为革命前进的巨大障碍。由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故孙中山在每个革命发展阶段都特别注意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按照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积极寻找、组织革命依靠力量和争取革命支持力量，其中也包括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分化、争取工作。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笔谈中，就曾因担心欧洲列强结盟反对中国革命，而提出了连结英日、笼络法德、孤立俄国以拆散欧洲联盟的设想。又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滞留欧美进行外交游说活动，其主要使命之一则是要争取英美法三国同情革命或保持中立，并利用它们来牵制日德俄三国，以达到避免列强干涉中国革命的目的。这种捭阖纵横的外交策略，便是为了减少革命阻力和削弱敌人，实现某一时期革命战略目标所采取的战术手段。当把这些战术手段付诸实施并期望取得成效时，又往往需要以牺牲局部的革命利益作为代价；期望值愈高，代价也愈大。而为了获得对方的重大支持援助甚至结成联盟，以加强革命实力、增大革命成功的机会时，或者在革命低潮时期企望通过对方大力支援以复苏革命时，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 根据革命学的一般要求，必须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来达到既定的革命战略目标。但现实生活显然要比这种抽象理论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发生在不同时期和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客观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们的主观愿望和实践活动往往会受到客观条件的严重制约。当处于弱小地位的革命一方，在某种情势下不得不与敌视革命的势力实行妥协时，对方根据自身利益所提出的条件就往往特别苛刻，但如果不加接受则又无法达成利于革命事业的协议。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乏以牺牲重大的局部利益为代价来达到某种革命战略目标的事例。譬如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为了保存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2月以割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使乌克兰脱离苏维埃共和国以及缴付战争赔款的沉重代价，与武装入侵的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当时强烈反对订约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历史的发展很快表明，这次妥协对于粉碎苏俄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起了重大作用。发生在孙中山身上的妥协事例更为数不少，这恰好表明当时在中国实行革命的条件是多么艰难，却不意味着他（如某些论者所批评的）生就一副喜欢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治性格。就孙中山的政治性格而言，他既是一个对革命事业抱有必胜信念的乐观主义者，而当采取革命行动时又是一个易于适应环境的现实主义者。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而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不同于看风使舵；通过某种临时妥协以换取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实现革命目标，亦非背叛原则。尽管孙中山对现实的认识和所采取的妥协手段存在着诸多缺点，但把他的政治性格归结为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却未必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