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但是，由于科举制度本身带有不可避免的弊端，自它正式实行之始，就不断有人提出批评意见和改革方案。特别是有清一代，不少有识之士多次对科举制度发表言辞激烈的批评意见。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也纷纷加入进来，并以《万国公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 一、内容既单一又一成不变 清代科举考试，在内容上主要是考儒家的四书五经，连中国传统学问中的其他文史知识都不受重视，更甭说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由此造成文人和官吏知识贫乏、单一，思想僵化。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起，科举考试内容成为新教士批判的重点。 西教士对科举制度的批判首先是把它视为西方文化和新式教育在中国传播的障碍。1875年10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自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中西关系论略》之文，把“大学问”分为“神理之学”、“人生当然之理”、“物理之学”三个部分或层次。他认为作为异教徒的中国士人对“神理之学”自然是漠然不知，对“格致之学”也只是“存其名”，而不知其实，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即“人生当然之理”）也只是“伪知者”而已，若问这些人“何为诚正？何为修齐？何为治平？则茫乎莫解，与未学者等，谓之为士，其信然耶？”总之，中国士人没有真才实学，而造成的总根源正是科举制度。林乐知并不否认开科取士的本意很好，但是由于在考试内容（仅限于儒学）、形式（八股文、策论）上的致命错误，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他说：“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唯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何所见闻矣。”（注：《万国公报》，第358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1583-1585页。）同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教化议》中同样指出人类的学问包含各种不同的学科和层次，每一学科各有其用，不能偏废。他说：“士有士之学，农有农之学，工有工之学，贾有贾之学，皆有至理存焉，非积学之士不能窥其堂奥。各学皆有其用，不容偏废。”但是，科举制度恰恰引导士人只重形而上的儒学，轻视形而下的艺学，并造成重科举、轻学校的社会风气，使学校教育废弛，“士人舍科目则无以为学，欲学他学，而苦无学之地，即能造其堂奥，亦徒劳而已”（注：《万国公报》，第554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6630-6631页。）。1881年6月，丁立端发表《中国考试利弊论》，指出中国科举制度的两大弊端之一就是使人弃实学、崇“虚”、“伪”之学（注：“古之考以道德者，今则考以词章矣，古之考以功能者，今则考以诗赋矣，致使文人学士，皆舍真修而崇伪术，弃实学而务虚名，举毕生之聪明才力尽用之于诗词文章，无怪文章愈工人心愈刻也。”（《万国公报》，第643期，第8174-8175页。））。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积极创办教会学校，进行基督教、儒学、西学等综合教育。耐人寻味的是，他一方面鼓励自己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注：1875年文会馆学生邹立文参加乡试，名列前茅，后来，郭中印考取为最后一届秀才，仲伟义则考取为附生。），另一方面却又严厉批评科举考试和传统教育。1881年，他在《振兴学校论》中，历数科举制度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拘定学经书”，即把学问仅仅局限在儒家《四书》之内，而且以程朱理学为唯一准绳，由此引导士人只问儒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史书、诸子百家不闻不问，更不要说西方近代各种科学知识了。考试内容的片面、狭窄直接导致了学校教育内容的片面和狭窄（注：《万国公报》，第555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6647-6649页。），主要表现为“唯知学古训”，排斥最新的知识（注：《万国公报》，第655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8379-8381页。）。1889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在《治国要务》中也认为：中国士人“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诸大概置诸不论不议之列”，都是科举制度所直接造成的（注：《万国公报》，第654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8361-8365页。）。 19世纪70至80年代，西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侧重于批判，并兼而提出改革意见，90年代后，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改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成为重要议题，西教士对中国教育问题关注的方式，转而侧重于提出改革科举制度和中国教育的建议，但仍然发表了一些批判科举制度的意见。其中，以林乐知最为典型。林乐知指出中国的教化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千余年来毫无进步，其祸根就在于科举制度。他说中国教化的根基全在于“士”，朝廷治国也总是依靠“士”，“唯国家之所重者，专在于士，而以考试得官者目为正途出身”，但是，士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五言八股，除此之外，一无所能。古往今来，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迁，知识亦随之而变，而士人所读之书皆为2000多年前的古书，他由此讽刺道，这样教化出来的士人，其品行、学术、识见岂不仍就是商周秦汉之人！（注：《万国公报》，复刊第84期，第15727-15728页。）中国教化怎不落后呢？ 英国传教士麦嘉温在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着重批评中国文人的知识贫乏，“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即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引者注）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笑。”因为他们所有的知识仅仅是来自于“对儒家经典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但是那些书籍“常常是晦涩难懂的，让人觉得提不起多少兴趣，它们从不触及人的生活，而只是谈论一些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这里面没有有关现实思想的课程，也没有对自然的研究来获得创造性的课程”，因此，他认为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是对学生身心两方面的令人恐怖的折磨（注：［英］麦嘉温著、朱涛等译：《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9、62、83-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