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史学研究往往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新旧文化的分水岭，这样一种建构其实深藏着重大缺陷。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文化的分界从来不是如此泾渭分明，其间有着斩不断划不开的联系。笔者曾撰文指出：早在晚清，即已有“三纲革命”、“圣贤革命”、“孔丘革命”、“打破礼教”等口号提出，没有晚清反传统思潮的酝酿和积聚就不会有后来的“五四”思潮（注：周积明：《晚清反传统思潮论纲》，《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同样，“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以鲁迅为领军人物的反省、批判国民性的思潮也在晚清开其端倪。研究“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批判国民性思潮，不能不首先回到风云激荡的晚清。 一 美国学者阿瑟·F·怀特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于中国是在相对的孤立状态之中，中国在技术、制度、语言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在悠久的岁月里，受过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精英不知世上尚有在任何方面足以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颉颃的其他“文明”。试看陆地上东亚草原民族和野蛮民族，或者看海岸彼处较差的海岛文化，中国人有理由抱持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一是以为中国在地理上乃文明生活之中心。第二种看法是以为中国文化在一切方面优于别的一切文化——无论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技术和文学上，无论在人民性格的陶冶以及智识的启发上，都优于一切文化。（注：转引自武斌《现代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立足于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草根大众，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从不怀疑并充满自豪感和优越感的。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注：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在同篇日记中，鲁迅又言：“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可见鲁迅对于中国人缺乏自我反省精神十分关注。）。长此以往形成一种“爱国的自大”或变态的“爱国主义”。但在晚清思想界，国民性受到质疑，“批判国民劣根性”成为批判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民性”一词，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eta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对于“国民性”的内涵，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与其相纠葛的另一概念是“民族性”。有的学者认为“国民性就是民族性”（注：鲍昌：《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载《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也有学者认为“国民性不同于民族性”（注：乐黛云：《国民性不同于民族性》，载《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第38页。）。实质上，国民性与民族性有区别也有联系。国民性是一个相对于个性(personality)的集合概念，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和由此形成的民族性格。民族性虽然包含有国民性所涵盖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等内容，但它考察的重点却是个体的众趋人格（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民族性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素质以及共同语言等（注：邱文治：《我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认识》，载《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第162页。）。国民性则偏重于思想性格和精神状态，不包括语言形式，也不注重吃饭、穿衣等社会习俗。在晚清文化精英理解的“国民性”指“各国国民所独具之性质”。而1917年初《新青年》2卷6期上刊载的《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则把国民性界定为“种性”、“国性”和“宗教性”的集合体。从晚清到民初，人们所谈论的“中国人的德性”、“中国人的性质”、“中国魂”等，无不属于中国国民性之列（注：“国民性”的意义向国民劣根性滑动，成为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后的事（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由于这种“国民所独具之性质”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正如《论中国之国民性》一文所指出：“四千年前此中国之国民性，今日依然此中国之国民性，决不偶被外界势力所破坏”（注：《论中国之国民性》，《东方杂志》第5卷第6期。），因此，“国民性”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后者的重要体现。 国民性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对它的认识却是近代才出现的。这一认识首先得力于国门打开与西方文化侵入后所形成的中西文化的比照，这种比照使中国人认识自己的“国民性格”具备了可能性。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虽然与外来文化不乏交流的契机，而且也有过交流的历史，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始终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文化生成机制造就了中国文化独特的个性和颇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在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之前，中国人既无认识民族个性的迫切性，也因为缺乏参照系而不可能准确把握民族个性。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西方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同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文化性格的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两种异质文化下的人群相互审视对方，从而为彼此认识自己的特点提供了可能性。1890年北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在上海出版了名为《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作者以自己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经验归纳出26条中国国民性：爱面子、节俭、勤劳、客气、不守时、不精确、好误解人意、好兜圈子、温顺而又固执、思维紊乱、麻木不仁、轻视外国人、有私无公、保守、不求舒适和方便、生命力顽强、有耐性和毅力、知足常乐、孝顺、仁爱、无同情心、好争斗、讲信用重法、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泛神无神。毫无疑问，《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埋伏了西方霸权话语并渗透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但其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描述正好为晚清文化精英提供了一个关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以屡遭失败的解释，由此，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留日期间(1902～1909)读到该书的日译本，深为明恩溥的国民性思想所吸引。直到去世前，鲁迅一直希望明恩溥的书能译成中文。他在《“立此存照”（三）》中写道，“我至今还希望有人翻出斯密司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当然，推动晚清知识分子关注国民性问题的动因，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民族危机的现实的刺激。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败再败。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精英发现，不仅腐败的政治与落后的军事、经济构成了失败的原因，中国国民的精神状貌也令人产生刻骨铭心之痛。在这样一片文化土壤上，“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存若亡”（注：严复：《原强》，载《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虽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注：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8页。）。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外部世界的民族形象也令知识分子深感屈辱和难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往往听见腐儒之辈‘豚尾奴，豚尾奴’的叫骂声”（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26页。）。“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号。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枪轰毙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1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5～746页。）。1903年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中国人的缠小脚、吸鸦片被作为野蛮风俗展示，凡此种种情形极大地刺激了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激起他们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