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 (2004)-02-0017-10 尽管学界已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发生的诸多历史问题都进行了论述，但在该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却甚少为人留意。这就是，在八国联军相继攻陷天津和北京后，以一批江南绅商为主体的社会力量自发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在中外战争状态远未结束的时候，就自行设法深入到华北战区，以便救助那些因战祸而被迫流落在当地的南方人士，并且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 迄今为止，惟有闵杰先生曾注意过这一事件，但也只是作了相当简单的描述，不足以显示其整体面貌和意义（注：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二卷，181-186页。）。事实上，这一事件隐含着两个非常值得考察的方面：首先，如此规模的跨地域救济兵灾难民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因此剖析其历史缘起和条件，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观察中国社会生活所经历的近代演变；其次，按照以往地方史研究框架的诠释，地方精英的行动能力一般不会越出本地社会之外，那么江南地方精英何以能在此时跋涉数千里，到地域性质完全不同的华北地区开展救援行动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看似偶然的小事件又在方法论层面上构成了对地方史框架的反思。 有关这场救援行动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当时的一些重要报纸，尤其是《申报》曾对此事进行过相当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颇具现代新闻追踪的性质，因而成为本文最主要的资料依据。另外，作为此次行动重要组织之一的救济善会事后编印了一份《救济文牍》，该会主持人之一陆树藩则留下了记述自己参与救援行动过程的《救济日记》，其中均披露了许多为报纸所不载的具体活动情形，这也大大充实了本文的基本素材。 一 这场救援行动始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1900年9月）中旬，大致告止于次年二月（1901年3月）末。之所以说它的发生看起来有些偶然，是因为其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情境。当时，较大规模的战斗虽已随着北京城的陷落而停止，但联军仍然以剿灭义和团为借口四出烧杀骚扰，给华北许多地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方面，盛宣怀的堂侄盛辂颐以亲身经历提供了一个实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他“避至青县，蒙黄关道派充保靖营官医，每月得薪十金，仅可餬口。忽于闰月廿七，洋兵冒雨突至青县，兵勇宵溃”，他“只得一人暂避北乡，而所带行李并笔墨一扫而空。从此南北之路不便行旅者月余”（注：盛辂颐致盛宣怀函，见《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433页。）。值得一提的是，联军这次对青县的骚扰相当严重，连知县沈正初都被联军士兵“分割其肉，尸无完肤”（注：陆树藩：《救济日记》（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另外，由于华北许多地方的官府在清廷外逃后也很快陷于瘫痪，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华北地区的动荡局面。 除了这场世纪之交大变动造成的苦难外，华北这时还遭受着天灾的持续打击。特别是在义和团最早兴起的山东、直隶两地，当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严重灾荒依然没有得到多少缓解。仅据官方记载，直隶就有不少地方在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两季仍亢旱如故，部分州县又被黄水，全省报灾歉者共35州具。山东进入夏季后同样有多处州县发生水旱偏灾，全年共有77州县被灾。次年，直隶春旱秋水，被灾之处达百余州县，而山东全年遭受水旱灾地区亦有84州县之多（注：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667-669、684-686页。）。 在这种战祸和天灾的双重压迫下，即使是堪称繁富之区的天津城内，“日仅一餐者比比皆是，其有数日一举火者。较诸发捻之难，殆尤过之”（注：《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因此，尽管当地也有人试图进行赈救，但“官吏已去，库款无存，欲拯孑遗，束手无策”（注：《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时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天津自郡城失守，于今三月有余。刻下逃难而回者，十有八九绅商富户财物被掠净尽，日食尚需用力张罗，何暇顾及他人？铺户业经焚烧大半，失业者无处安插。又况由东撤回各兵乘隙抢掳，每日不下数十起，更有夤夜捣毁门户、肆行抢夺者，以故市上家家闭户。苦力者身充夫役，日博数百文，尚能餬口，一交冬令，天寒地冻，无地谋生，势必饥寒交迫。津郡为然，推之顺直各州县村镇……财物米已抢掠一空，甚至房屋亦均拆去，惟有露处旷野，无衣无食。冻馁而死者不计其数。（注：《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 因此，天津一些人士向上海的著名善士发去了求援呼吁，不仅希望其“惠寄籼米洋圆，多多益善”，甚至连用来“遍洒街衢，以消疹疠”的“臭油” （即来苏水）都“乞由怡和轮船之便，寄下若干桶”（注：《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 北京城里同样传出了迫不及待的求救信号。当时困居京都粤东会馆的一批广东京官致函上海广肇公所的同乡们，声称京城内“乱兵乱民遍地焚掠，银肆尽毁，质库全空，既无复典借之路，南粮不来，民食日缺，且将为无米之炊”，故请“酌拨巨款，从速设法寄京，以资振贷”（注：《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虽然这里求救的并非华北地方人士，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京城内的危急情形以及对江南的期盼之情。 相对于华北地区，此时的江南一带处于较为平静的状态。究其原因，除了义和团运动对此地区影响甚小外，主要还在于东南各省的地方大员在清廷发布对列强宣战上谕后的第五天，便委托盛宣怀会同上海道余联沅在上海与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从而形成了所谓“东南互保”的局面（注：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册，659-660页。）。尽管“东南互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的消极意义，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它毕竟使江南地区“免遭生灵涂炭，保护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免遭破坏”（注：夏东元：《盛宣怀传（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287页。），因此在客观上为江南社会的这次救济行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