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

作 者:
李玉 

作者简介:
李玉(1968-),男,山西山阴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在建国以前,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未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成果极为有限。至五六十年代,厂史著作虽然数量大增,但研究者过分注重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制约了对企业经营运作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文革”之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受到重视,并于洋务企业、商办企业、金融企业、行业史、中国近代实业家、外国在华企业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但既有论著普遍着力于企业的经营史分析,而对企业制度建设关注不多,须加以改进,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以其特有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应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8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F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3-0110-08

      企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单元,是市场经济的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无可言喻的推动作用。因应于企业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影响,企业史必然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领域。日本和美国学者在企业史研究方面均已有不菲的建树。例如仅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史丛书》,截止1999年就已推出了33部(见张仲礼先生为美国学者高家伦所著《中国的大企业》中译本所写序言,本书由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国内学术界正不断加强对企业史研究的力度,以服务于改革开放。为认识这一史学分支学科的概貌,推进其发展,笔者特就学术界关于中国企业史的研究状况略作概述,因识见有限,遗漏在所难免,敬请前辈同仁补正。

      在建国以前,经济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企业史的研究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人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姑举数例。如陈其田于20世纪30年代写成《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考述了山西票号的起源、沿革及其组织结构、营业概况、对外关系等,分析了这种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作用与局限。并附有《山西票庄调查表》、《山西资产家一览表》等。卫聚贤经过深入调查后,于40年代初出版了《山西票号史》(中央银行经济研究社1944年版),对山西票号的产生、帮派、组织、人事、业务等方面作了评述,并附录了诸如《山西票号之构造》、《票庄记略》、《山西票商成败记》等不少珍贵历史文献,至今仍不失其重要学术价值。大清银行清理处主要依据该银行档案文牍编纂刊行了《大清银行史》(大清银行清理处1915年版),记述了大清银行的创办、股本结构、组织人事与营业状况等。严中平先生对云南铜政进行专门研究后,于40年代完成了《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1957年再版),其中对云南采铜矿场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生产流程、人员规模等作了较多考析。丁文江利用全国矿业调查材料,写成了《中国官办矿业史略》(地质调查所1928年版),其学术价值也不容低估。此外,建国前关于中国近代企业(行业)的重要研究与调查成果还有:周保銮《中华银行史》(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列正编第875号)、郭荣生编《中国省银行史略》(《史料丛刊》续编第190号)、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华通书局1931年版,收入上海书店版《民国丛书》,列第四编第34号)、杨荫溥《中国交易所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1号)、江苏实业厅第三科编《江苏省纺织业状况》(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吴子光等编《纺织业调查报告》(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戈福鼎编《四川农场经营》(中央印刷所1941年版)、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河南中原煤矿公司编《焦作福公司矿案交涉史略》(河南中原煤矿公司1931年版)、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1934年版)、〔日〕宫下忠雄《中国银行制度史》(东京1943年版)等。总体而言,建国以前除少数特殊企业的发展史受到一定的关注外,国内学术界并未广泛开展关于企业史的专门研究。山西票号之所以吸引学者投诸精力进行剖析,在于这类企业富于中国传统特色,且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业绩,“实为中国经济史上之重要阶段”[1](p1);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则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正逐步失去旧日的风光。山西票号的经营机制在近代中国的衰退,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金融制度向西方银行制度妥协的一个例证,它留给人们思考与总结的东西实在不少。相较之下,有关其他企业史的论著,实际上是一部行业史,并未对企业内部机制与运作进行详细剖析。

      建国初期,伴随着国内很快开始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关于主要资本主义企业的厂史写作也进入一个高潮。通过检阅有关论著目录索引工具书,不难发现,在五六十年代,厂史著作几乎占到同时期经济史著作的三分之一。如记述由旧中国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均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后者于1980年再版,编著者署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此二书均为当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的组成部分。不过名为“史料”,其实并非材料汇集,而是一种研究成果。前者对恒丰纱厂的前身——华新纺织新局的创办与失败(1888-1908)、恒丰纺织新局的成立与发展(1909-1923)、恒丰纱厂的衰败与出租(1924-1937)、敌伪统治时期纱厂被劫管(1937-1945)、抗战胜利后企业的改组(1945-1946)和解放后恒丰纱厂的发展与改造(1949-1957)等各阶段进行了评述。后者将企业的发展阶段分为“创设和早期的发展(1902-1925年)”、“棉铁联营时期(1926-1937年7月)”、“抗旧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变化(1937年7月—1949年5月)”、“解放后的改造与扩建(1949年5月—1958年)”。列入这一套丛书的尚有荣家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史料汇编。此外,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还组织人员于1959年编写过《上海市面粉工业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当时未公开出版,20年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进行了重新编撰,扩大了考察范围,定名为《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由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本书除了考察旧中国面粉行业的总体态势外,还重点评介了上海阜丰面粉厂、荣家各面粉厂、无锡九丰面粉厂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还会同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于1961年组织编写了《上海私营造纸工业的发生、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因故未正式出版,“文革”结束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重新编写,扩展为《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其他厂史著作尚有:清河制呢厂厂史编写委员会编《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吉林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编著《蚊河煤矿八十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潘喜廷等编《红色的矿山——本溪煤矿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北京师大历史系编《门头沟煤矿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哈尔滨车辆工厂厂史编辑组编《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六十年》(北方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还有一些已完成改造的企业,其厂史只写到1949年。如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编《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史(1898-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等。同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与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改造研究室联合主编了一套《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上海民族橡胶工业》(1966年完成,中华书局1978年版)、《上海市棉布商业》(1966年完成,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不仅对各行业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评述,而且对本行业重点企业的经营发展作了专门剖析,例如毛纺织行业中的章华毛纺织厂,火柴行业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橡胶行业的大中华橡胶厂、正泰橡胶厂、义生橡胶厂等。“文革”以前出版的其他与企业史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尚有不少,例如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景德镇陶瓷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孔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建昌《官僚资本与盐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日]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史学研究受到极大冲击,企业史研究基本上中断,笔者仅见到一部在工人、干部和经济史专业工作者“三结合”基础上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史(186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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