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开展，主要是循着两条轨道前进的。一条是学术研究本身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如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有疑问？哪些问题还需要探讨？另一条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轨道，也就是正对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选择研究课题的基本出发点。本着这一出发点，近些年来我选择了中国现代化历程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成果《中国现代化历程》已于2001年出版，现在我想本着这一同样的出发点，就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中最近提出的一些问题和今后发展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 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认同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但是，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国是从什么时候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怎样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则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一）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早期的研究者中，持传统与现代对立论者不在少数，认为凡是传统社会的因素基本上都是与现代化相对立的，都是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或者忽视这一问题而不论。近来，这一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而且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简单划分，转向对传统社会因素内在变异及其与现代化关系的具体分析。其最主要的成果是通过对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社会因素变异的研究，而得出传统社会与现代化并非对立，或认为已产生了现代化因素，如专业商人（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的出现；商业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增加；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和合作；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资本主义萌芽）；雇工制度上的人身隶属关系的松弛；理学向心学的演变；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生和复兴；重商思想的出现和商人地位的提高；西学东渐的开始。在“东亚四小龙”出现之后，又使新儒家文化风行一时，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不与现代化相对立，而且是有利于现代化的，甚至还可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弊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型的儒家文化似乎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管是哪种模式，也不管出于哪种动因，现代化都是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开始的，与传统社会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但是，对于传统与现代这两者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只从理论概念上进行评判，而应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就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情况而言，传统社会因素对于现代化既有相对立的一面也有相适应的一面，就是那些已经发生变异的传统因素也存在着这种两面性。从总体上来说，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因素，对民主化有较多的阻碍作用，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如君主专制制度和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方面，传统因素对社会整合和民族化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可资利用的一面，如传统的“德政”和“仁、义、礼、智、信”观念，既是一种封建礼教，也对改善政治、协和人间关系、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利用意义；传统的“天下”意识，虽然是一种君临天下、夜郎自大的封建帝国观念，但是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凝聚力，成为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经济思想和经济因素方面，有了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变异，增加了对现代化的适应性，但是也并非完全适应，尤其是在商人的观念习俗上还存在着某些不相适应的一面，如工商业和商人中的行业垄断、行业神崇拜、以本（农）守身等。 （二）关于中国从何时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以往的有关研究已有两种说法：一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进入中国及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影响出发，把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二是以机器工业的产生和民主意识的萌生为由，把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这两种说法已为众所周知，勿需赘述。最近，吴承明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一书中又提出了第三种说法，即以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以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主要是从市场经济出发的，其理由是：因为生产发展和工业化的前提是市场的扩展，市场经济的出现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又都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所以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之日就是现代化实现之时。16世纪时，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开始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以也就有了现代化的因素，也就开始了现代化。 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体系，值得重视，但是也有不少令人疑惑之处。首先，市场虽然是工业化的重要前提，但它只是现代化的前提，并非现代化的本身内容，而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其次，市场只是工业化的一个前提，而并非惟一的前提，如果这一前提可以作为现代化的标志，那么其他前提是否也可以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如此则现代化的标志将莫衷一是。第三，尽管市场是工业化的一个前提，也只是说它有可能促进工业化的产生，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它还需要有科学技术、制度变革等条件，否则在16世纪已经有明显发展的市场经济，为何在300多年中一直没有促使工业化产生，而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才有工业化的开端。第四，市场和商品经济在16世纪之前已经存在，16世纪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它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是否有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明显区别。第五，以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建成作为现代化开始和实现的标志，就意味着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工业化建设和实现都将被排除在现代化之外，从而也就完全改变了现有研究对世界各国建设和实现现代化所排列的时间表，有的将提前，有的将推迟。 因此，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虽然发生了不少的变异，但很难说它们已是现代化的因素，已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而只能说传统社会内部产生了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或者说产生了一定的开始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变异都是在传统社会内部发生的传统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作为现代化主要标志的机器大工业、民主主义制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因素尚未产生，也很少有对这些现代化因素的思想追求，只能作为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即为以后面临外来资本主义因素时的对接和应对提供了一些条件。当然，这一说法所告诉我们的市场经济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以后的现代化史研究需要加强的一项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