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纷纭，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袁日二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1](p.46)，也有人认为日本对袁世凯一贯持打击立场[2](pp.113～118)。对《二十一条》，孙中山说：“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3](pp.175～176)居正说：《二十一条》的交涉“实由夫袁氏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4](p.49)。解放后史学界在此问题上更是几乎形成了共识，如粱义群认为，《二十一条》最后得以签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袁世凯与日本政府都作了某些妥协的结果[4](p.49)。但也有少数人持相反看法，如王芸生[5]（第7卷，pp.1～3）等。 笔者认为，袁世凯一向敌视日本，二者关系总体上处于对立状态，至于日本排斥袁世凯，则是袁对抗日本的必然结果。 一 袁世凯与日本发生关系，可以追溯到袁驻朝鲜时期。中法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密禀李鸿章称：“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6](p.20)随后他又致电李鸿章道：“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理，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6](pp.24～25)从袁世凯的吞韩之谋可知他对日本的立场。 袁世凯鉴于日本“专力于兴起商务，招集商民，盘根植固，倍蓰中国，其处心积虑固不徒为今日计”[7](p.99)，为进一步抑制日本势力在朝鲜扩张，竭力培植亲日派，袁则孤立和排挤打击亲日派。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杀亲日派头子金玉均，“遇事挑唆”日朝关系[8](p.66)。 甲午战争中，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忧国忧时，他慷慨激昂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墨间。”[1](p.47) 日俄战争期间，袁世凯力主中立立场。日俄战争时，一艘俄国军舰因机器损毁而驶入“中立”的烟台港后，被两艘日本鱼雷艇追击，数名俄国官兵被击落海，该俄国军舰也被日本鱼雷艇拖走。因此，袁世凯认为，海军总兵萨镇冰对俄舰“保护不力”，有损“中立”立场，请旨将萨镇冰“交兵部议处，以示惩儆”[9](p.9)。 日俄战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采取“以夷制夷”之策，联美、德制日本，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1908年汉冶萍公司成立，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要将公司收归国有，议不成，日本恨袁刺骨”[1](p.48)。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仍持抵制立场。英、美等国也公开希望袁世凯出来掌权，并予以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而对革命持公开敌对的态度。这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双方关系十分紧张。《二十一条》的出笼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 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的总体立场是强硬的，那种认为袁为称帝而向日本妥协的观点值得商榷。 1914年11月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国，外相加藤高明于12月3日训令他再度来华，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说帖。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借口英日联盟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此时欧战方酣，列强无暇顾及，于是日本拟乘此千载难逢之机，控制中国，提出《二十一条》。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以新归任为词，要求进见大总统袁世凯，并于1915年1月18日得以入见，将《二十一条》说帖面呈袁世凯，袁“大惊，一时难以答复”[10](pp.653～654)，随后应付道：“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 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的态度，当时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和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在致俄国外交大臣的电文中有明显的反映。 1915年1月29日《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陆徵祥向我证实，总统仍希望心平气和地顺利解决问题。”[10](pp.310～311) 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据来自日本的消息在1915年2月4日第65号电中报告称，日本决定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并转述了“接近总统人士”的看法，略谓：总统宁愿冒“与日本断交之风险”，亦不对“日本人关于日本顾问之要求”做让步[10](pp.321～322)。 2月24日《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说：“如果袁世凯确实决心彻底抵制日本人的某些要求，并表示决不容许朝鲜的遭遇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不奇怪的。大概总统期望他能比较顺利地摆脱目前的困境，然而总统的期望有何根据却很难说。最初他们还期望合众国的帮助，此间传说合众国同其他大国已开始就此问题交换意见，尽管此间美国公使并未得到华盛顿任何训令，证明这一传闻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很可能袁世凯期望日本人最终会对中国政府准备做出实际上的最大让步而感到满足，从而放弃其最苛刻的要求。”[10](pp.324～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