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4)02-0019-09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帝制下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面临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被严重丢失了。中国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重新建构人们的心灵世界？儒学能否像过去那样主宰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一时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先前致力于介绍、推广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严复，却一反常态迎合辛亥后的尊孔复古思潮，鼓吹和推动尊孔读经的思潮。那么，严复为什么一反常态放弃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拯救中国的信仰，反而迎合守旧思潮提倡和推动尊孔读经呢？多年来，研究者只是一味地批判严复的倒退和落后，而很少分析其思想演化的历史轨迹，很少站在同情与理解的立场上去分析严复这一思想转变的所以然。 拿什么拯救中国人的信仰体系 中国人在辛亥之后意义世界的丢失并不仅仅表现在君主政体被推翻这一个方面。事实上，意义的丢失只是中国人信仰危机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信仰危机在政治层面的凸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和之所以如此严重，除了现实政治的不尽如人意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中国人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崩溃。 辛亥之后，中国政治并没有走上正轨，军阀擅权，武人专制，中国在推翻了满清皇帝之后，除了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了胜利之外，政府的权威丧失殆尽，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辛亥革命使政权的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力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1](P307)中华民国仅仅剩下一幅空招牌，人民的处境甚至远远不如革命前平静、安宁。 权威信仰的危机，是当时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下的必然产物。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于在圣明天子皇恩浩荡的萌庇下生存。旧的皇帝推翻了，新的权威建立不起来，一般国民如丧考妣，社会精英一筹莫展，人们开始怀疑革命是否必要，进而思考如何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建立新的权威，以稳定中国的社会秩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人的困惑，特别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舆论一般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应当保持稳定的秩序，应当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不仅对中国自身有利，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利益。外国势力经过庚子事变之后，已明白无力瓜分中国，将中国沦为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基于这种最现实的利益上考虑，国际社会不希望看到一个混乱的中国，许多国家也不准备利用中国的内部混乱以肥己。 自身的利益决定了外国列强的对华政策。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国并没有立即支持革命党人，甚至迟迟不愿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他们虽然对清廷的作为不甚满意，但又确信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统一、和平与发展，“惟恐北京政府倒后，共和党人不能组织完全，乏统一全国之力，势必陷入恐怖时代，殊足忧耳。”[2](P498)那样势必对各国的在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中国政治前途尚不明朗之际，外国列强虽有心“千方百计掩护清军”[3](P28)，不过作为主导地位的主张实际上是尽量保持中立，等待观望，以免将来政治格局真的发生变化而尴尬被动。各国列强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即达成一项谅解，在政治上采取比较一致的合作方针：“为了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假如受到威胁）采取共同行动，在斗争中的各派之间保持严格中立，在中国人组织新政体时避免施加任何影响。” 当中国政治格局逐渐明朗的时候，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采取的共和原则已经适当地表达了自然的同情。”[4](P514～515)他们期望中国尽快出现强有力的人物组成政府，以便使中国尽早摆脱动乱，重建秩序。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列强支持袁世凯成为“将来中国之真主人”，[5](P497)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们所期望的是中国尽快恢复秩序，也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唯有袁世凯足以担当此重任。孙中山也说过：“革命创造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彼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6](P485)于是有政治强人轰世凯出来接替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掌管中国之后，面对的首要课题无疑是如何尽快恢复中国的秩序，并建立持续稳定的机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说：“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暇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7](P280)换言之，如果民主共和的原则可以恢复中国的秩序，袁世凯并非不愿乐而为之。无奈现实并不尽如人意，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的秩序不仅未见恢复，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袁世凯说：“民国肇造，临时政府一年以来，无日不以恢复秩序，力谋统一为事。盖非此无以靖地方，亦非此无以立国也。……若本国不能统一，对内则裁汰冗兵，划一币制，无从入手。因此于各国商业保护条件，俱有妨碍。不独无以对本国良民，亦何以对和好各国？”[8](P58)残酷的现实不能不使袁世凯对民主共和产生怀疑，不能不使他对恢复秩序的指导原则作一重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