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64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04)02-0075-08 中日甲午一战，中国败北，随之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举国上下一片震惊，迫使国人深思反省。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废科举、兴学堂、改旧学、倡新学等主张，并倡导仿效日本改革教育。于是在全国各地掀起学习日本、借鉴日本、留学日本的浪潮，而要仿效日本，首先得从学习日语入手，由此而来的教授日语或通过日语进行普通教育的各种日语学校——时称东文学堂——便应运而生了。福州东文学堂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和同一时期众多的东文学堂一样，福州东文学堂与近代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以该学堂与日本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日本人在学堂创办时所扮演的角色，日本当局以及学堂所聘用的日本教习如何介入学堂的经营及其真正意图。另外，学堂的办学情况、毕业生的去向如何等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有人论及，在此一并讨论。 一 福州东文学堂的创办与中岛真雄 关于福州东文学堂，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支回顾录》是这样阐述的，“福州东文学社，是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主任中岛真雄于1898年所创办的，它原来是该会的附属事业，也是该会在中国举办教育事业最初的试验。”[1]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该学校是日本人开设的，或在日本人的首倡下创办的。例如，日本学者中村孝志认为是当时正在福州活动的东亚会员中岛真雄召集福建银元局总办孙葆瑨、副总办力钧、士绅刘崇絜以及王孝绳、陈宝琛、陈璧等福州维新派人士，创建了东文学堂。[2](12)上沼八郎和弘谷多喜夫也认为是东亚会员中岛真雄在原南洋大臣陈宝琛的协助下创办东文学堂，甚至断定东亚同文会是近代日本着手台湾籍民教育事业的先驱，把福州东文学堂定位为台湾籍民教育机构。[3]中国学者王晓秋也认为该学堂是日本人开设的：“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最初一批学校有1898年福州的东文学社、1899年泉州的彰化学堂、天津的东文学堂、1900年厦门的东亚书院、南京的同文书院和1901年北京的东文学社等校”。[4] 可是，最近几年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数认为福州东文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日语学校。如庄明水指出，“该校是在侯官太守孙幼谷倡议下，由前内阁大学士陈宝琛、士绅刘学恂等合作创办的”。[5](259)高时良和陈名实则认为“福州东文学堂是在陈宝琛首倡，当地士绅孙葆瑨等共同努力下成立”。[6](428)刘建云也指出，该校是孙葆瑨、陈宝琛、力钧等福州有识之士共同设立的，而中岛真雄是出于友情对福州士绅力钧等提供建议，协助招聘东文教习等事。[7] 为什么在同一所学堂的创办者问题上学界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呢？其原因似乎在于史料的引用问题。最近几年有关福州东文学堂的研究，都利用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福州东文学堂三年报告汇编》（王孝绳编写，手抄本，光绪二十七年，以下简称《三年报告汇编》），而这一资料早期的相关研究者都没有提到。其实，有关学堂的创办者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已。日本学者细野浩二在其论文《清末中国的东文学堂及其相关问题》中提到福州东文学堂，认为是福建银元局副总办力钧首倡，与该局总办孙葆瑨及陈宝琛、陈璧等人共同商议创办的。[8]尽管如此，这一问题恰恰表明了福州东文学堂与日本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据《三年报告汇编》的“开学缘起”称，福建银元局的副总办力钧和王孝绳1897年东游日本考察造币改良之术，“孝廉躬睹彼国治政之美备，学校之振兴，骎骎焉，方驾欧美。益信国家之盛衰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视乎教养，有不得诿诸世运者也”，“明治维新变用西法，实始于同治七年。三十年来励精锐进，学校林立，妇孺知书。中人株守畦步，身历而目睹者万无一焉。”[9]（以下引用中如无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书。）在日本亲身体会到国家要兴盛，只有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近代日本的成功、强大，乃归功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加之，亲眼目睹前来福州安装机器的一个普通日本工人都能捧起难懂的书本，“其人虽业工而儒雅嗜学，颇类书生。其徒年仅弱冠，椎凿之暇，辄手一卷，迫视则支那历史也。老子、墨子、荀子、列子也。其字皆译为和文。问以取义云何，则举简端以对曰：工业学校高等课本也。吾业于是校长所授也”，可见日本教育的普及程度甚高。而反观中国的现状，“举吾福州颖秀子弟乃出此工徒下耶，且中国册籍之繁，善读者毕世难尽其文”。国家要强盛，只有靠兴学育才，这是唯一的出路。日本就是一个可以供国人借鉴的国家，又位于东邻，而“日本迩来广译西书，富我取资，壤地至近，既鲁柝之闻邾，取径至捷”，通过学习东文，效法日本，掌握西学，以使国家昌盛富强。“诸君子倡建苍霞精舍，专课英文。二年以来颇著成效”，1896年由具有维新思想的绅士陈宝琛、陈璧、孙葆瑨、力钧等人创办，在书院形式上加以革新的新型学校苍霞精舍的成功，给维新派人士很大的鼓舞。于是，多位士绅合众议于1898年9月共同创建福州东文学堂。 《三年报告汇编》的“戊戌创办学堂绅董题名”中，记载有以下人士：陈宝琛、陈璧、孙葆瑨、力钧、史式珍、刘崇絜、孙葆琳、王孝绳等，全部为福州当地的士绅，并没有日本人中岛真雄的题名。学堂开办之初即戊戌年（1898年）七月（农历）的捐款也没有日本人士捐赠一项，只是到了同年八月（农历）才有日本捐款，而据1898年的“日本官商捐款题名”，只有陆军大佐楠濑幸彦、大谷派本愿寺大谷莹诚和海军少将参谋长黑冈带刀等三人，也未见中岛真雄的名字。当时日本驻福州领事丰岛捨松在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报告中，提到福州东文学堂的一些情况，“福州东文学堂是当地士绅陈宝琛等主要有识之士创立的日语学校。这在1898年11月12日公第6号报告过”。[10]1898年11月正好是福州东文学堂开学两个月后的事情，作为日本驻福州的领事，时刻收集掌握准确无误的有关福州当地的情报信息并向上司汇报，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认为福州领事的这一说法是最为可靠的佐证。1899年，日本的《教育时论》杂志刊载了一则“清国通信”，内称：“东文学堂由现银元局副总办力钧等首倡，于1898年8月设立在苍霞洲银元局隔壁。力钧才学渊博，见识卓越，资产雄厚。早就提倡推崇泰西实用之学问，振兴实理。”[11]力钧等人是福州东文学堂的首倡者，这一说法与《三年报告汇编》的“开学缘起”所述完全一致。再者，台湾总督府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在提到福州东文学堂时，是这样叙述的：“东文学堂乃福州维新党之绅士所设立，东亚同文会给予若干资助”。[12](488)除此之外，当时日本杂志《太阳》五卷3号（1899年2月5日）刊载了福州东文学堂开学典礼时所拍摄照片的介绍短文“清国福州日本语学校”，半个月后，该杂志第五卷4号（1899年2月20日）登载了照片。据该短文介绍，这是一张当时日本驻福州领事丰岛捨松、《闽报》馆长前岛、福州东文学堂东文教习冈田兼次郎以及福州道台、学堂发起人以及学堂学生等出席开学典礼时的合影，但只字未提中岛真雄。而且在该杂志的同一期里，刊载一篇题为“清国福建省日本语学校”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福州东文学堂的办学情况。可是，同样地，文章中也没有出现中岛真雄的名字。由此可见，认为福州东文学堂是由日本人中岛真雄创办的，或为创办人之一等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判断，只能说它是福州维新人士所开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