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它一方面结束了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了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与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严复断言：“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注：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页。）。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科举停废问题也不乏专论（注：代表性著述有：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aese Examination Sys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感谢香港教育学院余兆权讲师代为复印此书。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然而，停废科举牵涉广泛，不少资料有待于发掘与解读，一些相关问题尚未触及。或虽有讨论，不免偏颇表浅。如有关决策及其实行，既往的研究大多仅仅依据奏章文本加以铺陈，而忽略了对决策具体进程的深入探究，尤其未能注意到围绕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反映出清末政情的重要特征，即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变革的督抚大员乃至枢要重臣，为此曾进行长期而频繁的联络及活动，甚至不得不等待并利用中枢人事变动所提供的机会。各种奏章不过是折中妥协的结果，很难完整反映其间的曲折与隐情，以及相关各方态度的异同分别。（注：近来上述情形有所改变，如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清末科举改革，贯穿于戊戌与新政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时期。前者重在内容变通，以废八股、改试策论为目标，办法是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地进行舆论鼓动并利用皇权乾纲独断。后者旨在全面停废，观念层面的社会认同基本达成，主要矛盾开始转向王朝政治的具体运作，即实施方案的内容、时间、程序、途径和效果预测的行政决断。决策层的观念异同及人事变动，直接影响改革的进度与成效。媒体关注的角度也由对维新派主张的宣传，转为对朝臣疆吏活动的报道。（注：根据《东方杂志》、《万国公报》、《政艺通报》、《选报》、《时报》、《大公报》、《申报》、《警钟日报》、《岭东日报》的相关报道。）这一既往不被注意的变法模式的转变，表明新政期间重大决策的酝酿，统治集团内部仍需要自下而上的复杂运作。否则，即使是恢复戊戌变法的措施，也并非轻而易举。而新政在复行变法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了戊戌的观念乃至运作形式。 一 清代科举制的改革自康、乾初年已经开始（注：康熙二年至六年，曾在乡会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但康熙七年又复旧制。乾隆三年，舒赫德奏请改科举、废八股，未获准。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8《选举三》，中华书局，1998年，第849-850页。），但周而复始，仍沿旧弊。清末科举改革的议论与活动，在举国上下对甲午战败原因深刻反省的背景下出现，戊戌与新政时期各具特点。 戊戌时期有关科举改革的议论及活动，由维新派发起和主导，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嚆矢，严修奏设经济特科打开局面，康有为请废八股改试策论和梁启超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达到高潮。其间虽有清廷官员参与，主角还是维新派，其目标主要在废除八股，（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08、343页。）时人称为变科举。与新政期间的停废科举在变革程度上区别显著。 维新派寄希望于政府变法，意识到疆吏与权臣的态度对变法的成败至关重要。1897年，唐才常撰文猛烈抨击科举流弊，并对“枢要诸臣，与夫封疆大吏，则无有抉其弊，危其词，为我皇上言之者”的现状感到痛心和遗憾（注：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页。）。因为思想家与民众的呼声，虽然可能为改革提供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土壤，却难以直接催生出变法措施。那些实权在手、掌握各种政治资源的“枢要诸臣”、“封疆大吏”，一旦接受改革的主张，从内部发动，更容易影响变革的速度与结果。 梁启超对于变科举一事相当积极，在他看来，“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但他深知其事不易为，尤其是“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为此，他突发奇想，提出“若得言官十余人共昌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此议乍看极似戏谑，其实梁氏不仅态度认真，而且付诸实行。不久，他函告康广仁和徐勤：“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注：《梁启超书牍》（六），《戊戌变法》(2)，第546、547页。）后来宋伯鲁和徐致靖以言官身份呈递的奏折，实则出自康有为之手，（注：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64、285、296页。）与此应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