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民间对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形成比较一致的惧外、开放主义和文明抵制思想（注：参见拙作《庚子事变与近代中国对外思想的形成》，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派对外策略的整合，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转变。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内部的对外态度虽无原则分歧，但有程度之异；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对外策略进行了整合，肯定了文明排外思想，并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有所体现。同改良派相比，二者虽因指导思想不同形成参加爱国运动程度有异，但主要还是方式和程度的区别，而非反帝目标的差异。 一 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对外策略的分岐 学者公认，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革命思想有两个来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要来源是其反满思想，而其他大陆赴日留学生的革命思想主要由排外而走向排满（注：如史扶邻认为，孙中山除了在兴中会章程序言这个有限的范围外，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帝国主义。他还认为，知识分子的反满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副产品，把清统治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所表现的普遍态度。（〈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256页。）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自幼接受西洋教育，数次游历欧美，对法国、美国独立运动得到外力援助有所认识，认为中国革命接受外援不仅正当而且应该努力争取。黄兴等人接受国内教育，他们发动革命的导火线是俄军久据东北，所以其最初的革命动机毋宁为排外。（吴相湘著《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页。）周锡瑞同意史扶邻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反满主义主要或至少部分来自他亲西方的态度，而留日学生的反满思想，则几乎全部来自他们的反帝思想。（见《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译本，第56页。）。）。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尚需完善。两派对外态度的差异，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并不缺乏反帝思想，但因受策略的限制，行动上无暇顾及；而大陆留日革命派的排外态度则显然是被夸大了。 从各种迹象看，孙中山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危害有相当认识，但庚子前后的态度有很大差别。1900年前，他十分担心列强瓜分中国。1894年所作兴中会章程序言中，他认为当时列强对中国已经是瓜分豆剖，渐露机芽，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约在1898年前后在日本与宫崎寅藏的笔谈中，仍认为“中国瓜分之机已兆”（注：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1899年“悲愤时局，尤山河之破碎”，作《支那现实地图》，详列被列强割占之土地及已分之铁路，“以便览者能触目惊心”（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6页。）。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与日本人笔谈时，他指出“既恨满清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八国联军侵华时，外国军队有很多“野蛮之行”，中国人“目击心伤，所以不忍闻分割之论，如各国竟出此策，则（中国）四百世之地，祸尚未有涯也。”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有暂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自行分裂者尚如此，况为他国所瓜分者乎？故有识之士，甚畏分割也，且更畏外国之分割也。”但当听到日本本意不想倡导分割中国时，孙中山略微安定下来（注：日本外务省档案，引自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第140页。）。可能受到这次笔谈的影响，孙中山的观点有了根本地改变，此后认定中国不会被瓜分。1901年12月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认为“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者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01页。）。1902年2-3月份在与章太炎、秦力山等人讨论土地问题时，仍然认为“外人之干涉不惧”，主要是担心革命派内部的混乱（注：《孙文之言》，1904年10月28日《大陆报》第二年第9号，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78页。）。1904年，在应美国人麦克威廉斯要求，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宗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虽然认为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已经完毕，中国是他们争夺的最后焦点，但认定列强不能瓜分中国。列强何以不能瓜分中国，孙中山将其原因归之于中国的“民情”，即中国历史上有统一的传统。中国“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由于文章属于宣传品，孙中山并未直接点明他分析的列强不能瓜分中国的原因在于列强内部矛盾及中国在义和团运动中展现出来的“民气”，因而文中对列强不能分割中国原因的分析，稍嫌不能切题。当然，也不可能提到中国反帝问题。 孙中山虽然对列强侵华的危害性颇有认识，但不足是显然的：首先，他将庚子前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中国不能自立及清政府腐败，未免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倒置。其次，对反帝问题论述不多。当然，这一点需要联系孙中山当时的处境予以分析。其一，他在国内无法活动，和当时一般留日革命派可以随时回国显然不同。长期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美国和英国及其殖民地中活动，而日、英、美都是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如孙中山直接呼吁排外，他在海外势难立足。同时，由于只能在海外活动，获得列强支持成为必要，况且在一些国家筹款还需要碍到当局批准，他不可能象国内革命派那样大声呼吁排外。其二，孙中山没有专门谈论反帝，并不能否认其有反帝思想，否则无法解释武昌起义后，他一方面宣称要遵守不平等条约，承认外人在华特权，另一方面又断然声明不平等条约期满为止、领事裁判权要废除这一显然具有十分浓厚的反帝色彩的现象。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反帝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呢？可以归纳出下面几点：1.反对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但肯定其中表现出来的“民气”，主张“秩序之革命”，按照国际法规保护外人在华利益，惠州起义时所为即其典型表现。2.从救国、自立、主权等角度论述反帝问题，但由于其时孙中山重实行不尚空谈，在排满时又需争取列强支持，故对这些问题只是偶尔提及，没有深谈而已。这种态度，和当时国内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 其他大陆留日革命派多是因排外失败而走向反满，其转折点是1903年的拒俄运动。但若以拒俄运动为界标衡量留日革命派的对外态度，则会出现高估问题。1.拒俄运动是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其时一些留日学生之所以态度激烈，是因为判断中国即将被瓜分，即“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之地么？”；中国“不战亦亡，战亦亡”；“虽拼命到兵尽矢穷，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之雄鬼。”留学生固知中国并无战胜俄国的实力（注：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5-86页。）。2.在中国局势趋于缓和可能不会被瓜分的一般情况下，留日革命派的对外态度往往不那么激进，与国内一般观点无异。1900年，黄兴虽“常存亡国亡种之心”，以为“豆剖瓜分之说，恐见施于今日”，但他反对义和团运动，建议张之洞“联络各省督抚，肃清内匪，力保外商，使各国之师不入长江一步”，这样“时事庶有可为”，不至于亡国。这与策动东南互保督抚的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同（注：萧致治著《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第187-189页。）。杨毓麟（即杨守仁）在1902年所作《新湖南》一文，是一篇宣传民族主义的重要文章，认为中国“下等社会知觉无几，一切举动绝无意识”，反对“今日杀一洋人，明日烧一教堂”之类的排外方式，并认为要有中等社会对其进行“提挈”。在中国对列强的干预“尚有可以支柱之力”的情况下，杨毓麟拟订的抵御外侮方式，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维护主权争取自立而已，不具强烈的军事对抗色彩（注：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9-40、50-52、65页。）。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对外国侵略者大呼杀杀，排外可谓无比激进，但全面理解，他其实是说当列强瓜分中国时才可如此，并不是在通常情况下都这样：“于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我中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注：陈天华著《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121页。）可见，只有当中国被瓜分时才可摆出拼命架势，平时则大可不必。那么平时怎样对待外国人呢？陈天华说：“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文明排外的办法，平日待各国的人，外面极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尽要保护，内里却刻刻提防他。如果要占我的权利，一丝儿不能。”（注：陈天华著《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134页。）这种态度，和拒俄运动中的上海绅商的态度并无不同。上海绅商也认为，如俄国占领东三省，“中国必亡”，坚拒俄国要挟，“究其终极，不过出于战而已”。但拒俄必须“一依文明所为”，“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待中国，亦不肯受”（注：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