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行会制度完全为同业公会制度所取代经历了约90余年时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行会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与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对行业组织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传统行会开始了内在性变迁，组织缓慢趋新，功能逐渐转变，形成一种较有利于行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内在性的变迁在行业上与地区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同时，要使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权威性，还必须得到国家的法律支持，使其成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晚清至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及其配套措施，提供了行会变迁的制度供给系统，加之商会的推波助澜、西方同业公会的示范效应，从外部促成行会的最终转型。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