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结局，是西方列强强迫中国与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体制的条约关系。条约是国际法的重要制度，条约关系是近代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但清政府是被迫接受的，并非正常形态的条约关系。这种条约关系一方面从形式上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又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害，蒙受着不平等的耻辱。对清政府而言，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既要舍弃对他人不对等的天朝体制，又要承受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的特权制度。信守条约方针的确立和实行，就是这样一个接受这种方式的痛苦过程。《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便提出并实行了信守条约的外交方针，终至清亡未做改变，不少论著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注：如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绍坊《中国外交史(1840-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章鸣九《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宝成关《奕与中国近代外交》（《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刘天路《论洋务派的外交思想》（《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李少军《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武汉大学学报》1990第3期》、高路《论清政府对外方略的改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等，均涉及本文的主题。），但是，对于这一方针在不同时期的内涵、特点及其演化，以及清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等等，并不清楚，更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在系统查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东华录》以及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拟做较为详实的考析，以冀对此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一、“格之以诚”的守约趋向 以往的研究认为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政府，以耆英为代表实行投降外交，严格遵守不平等条约。其实，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清政府的信守条约，如耆英所言，“如约者即为应允”，“违约者概行驳斥”（注：《耆英等奏接见英使申明要约英人危言挟制欲进广东省城业经峻拒折》（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庚辰），文庆等纂修、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以下简称《道光朝》）第6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942页。），从一开始便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一是自己守约，二是要求对方守约。虽然耆英在处理“民夷”冲突的交涉中显得过于柔弱，但从总的趋向来看，清政府的守约方针主要是针对对方的，而且还有着暗地摆脱条约约束的明显意图。 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天朝体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清政府的对外政策面临痛苦的考验。中国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建立的条约关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关系，除了曾和俄国订立过界约之外，清政府从来没有受到过其他条约的约束。历来将外国人视为“夷狄”的天朝上国，对于这种因战败而造成的条约关系很难适应，怀着依恋和固守天朝体制的心态来对待这一新的关系。清统治集团内部普遍“拒绝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继续批评这个条约并且敌视条约中的各项规定”，“试图尽量缩小并抗拒它们”。许多人试图运用权术与彼周旋，“利用解释条约的办法来收回在谈判中失掉的东西”。（注：〔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337、375页。）但是，英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他们领教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厉害，完全否定或不履行条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或者暗地阻止条约的履行，或者以“信守”条约来约束外国人的进一步索取。这是清政府对条约关系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它在天朝体制被破坏之后，为维护这一体制所采取的补救之策。订约之时，道光君臣打的算盘便是“暂事羁縻”，“徐图控驭”。（注：《耆英等奏详陈议和情形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壬申），《道光朝》第5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06页；《程矞采奏阻止美使顾盛晋京折》（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己未），《道光朝》第6册，第2806页。）所谓“控驭”，也就是将条约作为一道屏障，阻止列强的进一步侵渔。包令在一份报告中便说：“如果以为道光皇帝、大学士穆彰阿、谈判人耆英和伊里布，或帝国任何其他官员把条约看作进一步交往的踏脚石，那就是再大没有的错误了。相反，他们把条约当作这种交往的栅栏，是防止而不是便利相互接触。”（注：《包令上克拉兰郭书》，第52号，1854年6月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214，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6页。）确实，清政府在迫不得已接受条约的情况下，便把条约当成了阻禁列强的“栅栏”。 另外，列强从一开始便不满足于既得的条约权益，等待多年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总以胜利者的傲慢，试图扩展战果。马士曾描述了外国人的这种心态：“从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取消到‘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商人已经等待了八年多”，他们“从一种卑贱地位，一跃而到尊严地位，他们处境的这种变化，已经深印他们的脑海”。（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18页。）因此，他们不仅“急于要享受由条约所得到的一切”，而且屡屡将手伸向条约外的领域（注：〔英〕莱特著、姚曾訥译：《中国关税沿革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8、174页。），这不免要遭到清政府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