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夏，严复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延请，作了八次讲演，明言“立宪为何事”。随后讲稿被刊登在1905年9月29日至1906年5月的《政艺通报》上，并被《广益丛报》等数家报刊转载；1906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讲义》。《政治讲义》颇为严复所看重，并在晚清具有相当社会影响。（注：随后严复又撰写一组有关宪政问题的文章。1906年他发表《政治讲义》的续篇《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连载于同年9月3日至10月22日《外交报》第153-158期；同年又作《续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两立》（手稿未曾发表）；1906年底又到安庆对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学生讲演《宪法大义》。）根据严复自述，他对这些文章的内容比较得意，（注：严复自己显然比较满意其中的理论。1906年底为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演说《宪法大义》时，严复向学生推荐道：“言宪法制度之大体，诸公欲知其源流本末，求之《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二书，十可得八九”。见《宪法大义》，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2)，第242页。）且努力扩大其影响，（注：《政治讲义·第五会》，《政艺通报》己巳第23号。编者按说：“兹《政治讲义》乃其演说之稿，所自笔述者。”据此可知严复是将手稿交给了《政艺通报》的编者，加上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政治讲义》的单行本，说明他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努力扩大影响。）社会反响也比较强烈。在致友人书信中，严自称，“讲后刊列报端，颇闻都下士夫有以仆言为无以易者，此亦差足奉慰者也”。（注：《与曹典球书之四》，《严复集》(5)，第569页。该信末署嘉平廿一夜，据编者考订，当作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官办的《直隶学务官报》亦转载《政治讲义》，可证严复所言不虚。1905年至1906年末这一年多时间，严复名字随《政治讲义》等政治学论著频数见诸报端。这些文章至少强化了严复作为政治学专家的形象。《政艺通报》的编者就称：“（严几道）先生早年游学欧洲，政治乃其专家之学。故其所发一议，悉精确有据，不同空论。学者读此，其于政治学之研究思过半矣。”（注：《政治讲义·第五会》，《政艺通报》己巳第23号。）之后严复于1908年进入宪政编查馆，1910年以“硕学通儒”成为资政院议员，他的这些任职是否与“政治专家之学”的声誉有直接关系尚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1905年之前他确实很少谈及政治学，这一点大约没有疑问。（注：斯宾塞和穆勒虽然都有政治方面的思想，但是严复译介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或宪政思想。严复在《政治讲义》之前对于politics一词似无固定的译名。1898年的《西学门径功用》中简单提到“政治、刑名、理财、史学”为“群学之目”。（《严复集》(1)，第95页）Walter Bagehot（严译“帕捷特”）的Physics and Politics被严复译为《格致治平相关论》，可知严复认“治平”为politics的译名。在《日本宪法义解序》中严复又曾提到“政学家”，似也是politics的移译。《天演论》不是政治学著作，从该书的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可知，而且严复本人也不称之为政治学著作，他认为该书是“理学西书”，即西方哲学著述（《天演论·译例言》）。严复翻译《自由释义》（《群己权界论》原译名）早在1899年，但是它正式问世要迟至1903年。《法意》翻译要到1902年才开始，1904年才由商务出版第1册。《社会通诠》面世的时间是1903年。重复这些事实是要说明，严复固定地使用“政治学”来称呼politics是很晚时候的事情。） 《政治讲义》比较集中地表达和体现了严复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自然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32年刘芝城以它为主介绍严复的政治思想，肯定严复有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政治学有重要贡献。（注：刘芝城：《严复所介绍和抱持的政治学说》，《清华周刊》总第542期（1932年）。）其后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政治讲义》作了介绍，视之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政治学著作。（注：萧公权说：“光绪三十一年，严氏应上海青年会之请作讲演八次，旋刊行其稿为《政治讲义》。其中虽多袭取西说，鲜有创解，然不失为中国人自著政治学概论之首先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54页）又言：“独严氏《政治讲义》一书，运科学之方法，明西政之真际，最富学术之意味。吾人如谓《大同书》为清末之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则《政治讲义》可谓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所可异者，严氏于开讲之时，自谓所用乃内籀术，欲广取古今中外一切国家而并观之。乃洋洋五万余言中，未尝一语道及法美诸国民选元首之制。且于卷末《政治要例十二条》中著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之语。图穷匕见，何严氏之结论，与康有为虚君立宪之说，如出一口也！然则《讲义》之作，其意在响应清廷立宪，而非在纯粹科学之讨论，殆显然无可掩饰矣。”同书，第766、775页。）后来陆续有研究者关注该书，但是他们的研究基本没有超出萧公权的水平。（注：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承贵：《中西会通之哲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史华兹在他的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用主要篇幅次第研究了严复的《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穆勒名学》这六部译著及《老子评点》，但是对其《政治讲义》却仅仅在第九章《穆勒名学》轻轻带过。见该书第177-178页。）黄克武多处引述《政治讲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补充与批判。（注：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01-250页。）但总体上说，这些研究大多只是附带提及或简单引用《政治讲义》的片言只语（有的还存在疏漏和错误），对《政治讲义》一书的思想来源和言说意义等基本问题则鲜有涉及。 那么，严复在撰写这本中国近代第一部政治学著作时有没有参照前人的成果？如果有的话，他又参照了哪些人的哪些成果？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严复自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数次说明《政治讲义》基本依据西方学者的议论：“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 “此中多采近世西儒成说，而为众论所推服者，非敢臆造。”（注：《政治讲义》，《严复集》(5)，第1243、1315页。）萧公权也指出《政治讲义》“多袭取西人成说，鲜有创解”。（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3)，第754页。）可见严复在写《政治讲义》过程中曾参照西方学者的成果是确切无疑的。第二个问题则至今没有弄清楚，无论是严复本人还是研究者都没有揭明他具体参照了哪些西方学者的观点。经过考索，笔者认为《政治讲义》基本依照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西莱爵士的《政治科学导论》一书内容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