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4)02-0018-04 跪拜礼是中国古代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礼节，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最频繁的一种礼节。跪拜礼出现之初，并不带有，或者说并不带有十分严重的等级或人格侮辱的色彩。上古之时，无论宫殿庭堂，还是官府民宅，皆无后来的桌椅高床之类的生活用具，男妇老幼，不分贫穷贵贱，一律席地而坐，其方法是“两膝著地，以尻著踵而安者为坐”。也就是说，人们以双膝着地，臀部抵于脚根为坐。这种坐姿，相互之间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致敬，更不是卑己尊他的单向行为，而是无任何意义的相对而坐。人们采用这种坐姿时，如若需要向某人表示敬意的话，只要将腰杆伸直，臀部离开脚根，即演化为跪姿；而当人们以手触地之时，则演化为拜姿；以头触地，则为叩首。这种坐姿向跪拜演化的情况，在日本尚有明显的遗迹。 伴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桌、椅、床、凳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双脚垂地而坐取代了席地而坐。与此同时，站立地上的作揖礼成为社会生活中常用的致礼方式。至此，跪拜礼开始从心理上贬抑敬礼者的人格尊严，从形式上加大了彼此间的尊卑差距，示以上下等级的人格侮辱色彩日渐浓重，成为封建社会中尊卑贵贱等级制的重要礼仪表现形式。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通过对中国历代各种礼仪制度的因革损益，制定了一整套冗杂繁琐的社会政治礼仪。仅跪拜一节，即有一跪三叩首、二跪六叩首、三跪九叩首之别。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礼仪开始传入中国，传统的跪拜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明文禁止再行跪拜礼，至此，作为社会政治礼仪的跪拜礼被国家以政令的形式予以正式废除。 一、外部的楔子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渐而来，力图按照他们的要求与模式，同中国建立起政府和国家关系，派遣常驻公使，并向清帝呈递国书。清廷由于当时不了解世界大势，自视为“恩被万国”的天邦上国，要求外国公使如同中国的藩属国使臣一样，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西方国家认为向清帝行此大礼是对其国家和君主的污辱，一直要求清廷废除这一外交礼仪。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多次强烈要求觐见清帝，但不行跪拜之礼。当时清廷以幼主临朝、太后垂帘，不便接见外国使臣为由予以婉拒。1873年2月，清两宫太后撤帘，同治帝亲政。西方国家驻华公使以公使团的名义再次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为此反复与清廷交涉。交涉的焦点是外国使臣将以怎样的礼仪觐见同治帝。外国公使团认为，对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大失（本国）政府尊严，己身之体面”，[1](P186)因而坚决反对跪拜；清廷则坚持“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的礼仪观念，不肯轻易改变跪拜之礼。 经过长期交涉，中外双方达成妥协。清廷同意外国公使可不行跪拜之礼；外国方面表示：外国使臣会见本国或其他国家君上之时，并不跪拜，只是三鞠躬而已。“此次在中国请觐，改为五鞠躬，以昭格外敬诚。”[2](P24)日本大使副岛种臣则格外专横，表示只向清帝行三揖之礼。 1873年6月29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日本大使以三揖之礼，西方各国公使以五鞠躬之礼，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帝。 在此次的觐见礼仪纷争中，清廷虽与外国使团交涉三、四个月之久，“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2](P29)最终仍是被迫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第一次同意外国使臣不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这不但改变了有清以来二百年余列祖列宗之“旧制”，也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华夏礼仪“旧制”。外国人以鞠躬或作揖礼觐见同治帝的事实，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楔子，严重动摇了传统跪拜礼仪的权威与根基。 二、内部的反思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需要有其内部的必要条件。跪拜礼仪的废除也是如此。 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带来了介绍西方国家礼制、礼仪的书籍，诸如《西礼需知》、《戎礼需知》等等。19世纪60、70年代，清廷开始向海外派遣各种类型的使团和官员，他们第一次亲自了解和认识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外交礼仪，并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传统的跪拜礼仪相比较。 1866年3月，清廷派斌椿等人随赫德前往英法等国考察。斌椿等人是以怎样的礼仪谒见英国女王的，并未留下十分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他决没有向女王行跪拜之礼。其后，他随赫德赴瑞典、比利时等国，也受到了类似的礼仪接待。 年过花甲的斌椿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问题反映较为迟缓，但与其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其《航海述奇》中则明确记述说：“其君臣相见，无山呼跪拜礼，只垂手免冠而已。”张德彝与斌椿等人“相见（英国君主）亦如是，只不脱帽”。[3](P546) 1868年，清廷官员志刚、孙家谷等随蒲安臣出使西方各国时，采用的是西方通行的握手或鞠躬礼。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礼仪，对于久居中国的清廷官员来说，无疑必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孙家谷有关出使西方各国外交礼仪的记述，虽极其简约，但却又极其明确：“秋后渡西洋，抵英吉利岛国，见其女君，礼节不过进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跪拜之文。赞以美词，循旧典也”。[4](P381) 其后，伴随着介绍西方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包括礼制制度的书刊大量传入，伴随着清廷出使西方各国人员的增多，中国人对西方礼仪的认识更加广泛而深刻。特别是此后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更促使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礼仪与民族奋起自救的关系，以审慎的态度对中西各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进步的中国人认为，传统的跪拜礼俗，只能培养人们的愚忠愚孝思想，泯灭国民的独立人格意识，因而发出了废除以跪拜礼为主要标志的繁琐礼制的呼声。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揭露、抨击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繁琐拜跪之仪”，束缚、钳制臣民百姓思想，“以挫其气节”[5](P341)的卑劣目的与险恶用心。梁启超在1897年任教时务学堂之时，即曾将废除跪拜与变法图强、维新救国联系起来。“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6](P548)然而，他们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具有决策权的统治者，其呼声虽亟，却未能对中国政治礼仪制度的变改产生实际的作用和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