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4)02-0001-07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会，与后党势力所控制的清廷展开斗争，力图推倒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实现光绪复政，以重振维新大业。保皇会最盛时在海外200多处建有组织，并曾在澳门设立总会（或称总局、总部），以主持全局性会务。关于澳门保皇总会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以往人们知之甚少，近年来始有一些学者在论述澳门历史以及保皇会庚子勤王活动时，对其有所涉及和揭示。但是有关澳门保皇总会史事的一些基本情况，迄今仍有不少模糊不清之处，需要作专门性的钩沉与考证，方能窥其真相。本文就此试作一些探讨。 一、关于澳门保皇总会设立的时间 保皇会于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与当地侨商李福基等人集议创立，这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关于澳门保皇总会设立的时间，迄今却未见有明确的记载。考保皇会创立之初所制订的该会章程，即《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中，有设立“总公司所”的条文： 一、立总公司所，择近内地通海外者为之。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合股所办，主持正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今公推为总公司所。两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此二报。各埠捐款皆匯汇《知新报》、《清议报》妥收，有报馆印章及总公司所印章、总理印章之收单为据。而《知新报》与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总管收支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协理、干事、书记数人，皆公选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各事。两报地名，今将西字附印。（注：光绪二十五年已亥冬印本，收录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4～263页。又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的上海《亚东时报》第二十一册刊有《保救大清皇帝会例》，其文字与《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有关部分基本相同，康有为在1899年10月2日写给谭朝栋、黄仕初等人的信里也都提到有《保皇会序例》，可知该章程后又改作《保救大清皇帝会序例》。） 然而这个条文，与《序例》中其他不少条文一样，都还只是一个规划，还没有能够加以实施，因此在保皇会成立后的数月中，无论是在横滨，还是在澳门，都未见有保皇“总公司所”或者“总会”活动的记载，实际上保皇总会机关并未正式成立。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澳门“总会”、“总局”的活动，是在1900年春季之后方才见诸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会人士的往来函件之中。例如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在致康有为函中，谈到对澳门保皇总会工作情况的不满，说：“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并表示，自己愿归港、澳“握其枢”，以“主持大事”[1](P199～200)。3月28日梁启超致澳门《知新报》同人书中，更直言道：“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无所旁贷。”[1](P207)同日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里也写道：“澳门为通国总会，必当更定一办事条理乃可。”[1](P210)可见澳门保皇总会此时业已存在。另外，上引梁启超的几封书信中，都曾讲到他自己抵檀香山后多次致书澳门总会的情况：“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3月13日函），“弟子到檀以来，曾发八信往，至今未得一复字，本会亦未得其一信，而金山本会（按：指旧金山保皇会）来函，言今年未得总会一字，如此成何局面？”（3月28日函）可知澳门保皇总会的设立，当在其到檀香山之前。考梁氏此次抵檀的时间，是在1899年12月31日（已亥十一月二十九日）[1](P188)，也就是说，澳门保皇总会的设立，最迟应不晚于这个时间。 还应当注意到的是，在1899年12月31日之前的两个月里，身为保皇会会长的康有为恰巧逗留在香港（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家属避难至澳门，1899年10月底，康氏为探视母病，从加拿大假道日本回到香港，逗留两个多月时间，于1900年1月27日离港赴新加坡）。应当说，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因为保皇总会既然是海外各处保皇会的总部机关和中枢所在，地位重要，其设立不可能没有会长在场，而且以康氏之性格，亦不会将如此重要的人事安排和会务大事假手于他人。所以澳门保皇总会，当是康有为此次在港逗留期间所建，其设立的时间，应是在1899年11～12月间。 二、康有为何以选定澳门为保皇总会驻地 保皇会创立初期所制订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中，原规定将“总公司所”（即总会）设于港澳和横滨两处，并以两处原有之《知新报》和《清议报》作为保皇会的机关报。然而后来的事实却是并未在横滨建立总公司所或总会之类的机构，港澳（具体而言是澳门）成了此一时期保皇会总会的唯一驻地。试观较《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晚数月时间形成的保皇会章程的另一文本——1900年仰光中华日报局所印的《保皇会草略章程》，其中关于总会的地点已不再提及横滨，而是明确规定：“总局设于香港、澳门，以便办事。”[2](P264～265)而保皇会人士在此一时期的相互通信中，更直认澳门为“总局”、“总会”、“总部”所在。此即为明证。 康有为何以选定澳门为保皇总会的驻地，而不选横滨、香港或其他海外地方呢？考其原因，约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地理位置因素。康有为建立保皇总会，首先是为了在国内开展武装勤王活动的需要，因而总会的地理位置要选在既靠近中国内地、又与海外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即所谓“近内地通海外”之处，港澳一带恰好符合这个要求。而以香港与澳门相比较，两者虽然地理位置相近，但康有为认为“港太近城（按：指广东省城广州），且人多口杂，行事易泄”[2](P137)，而澳门则相对要偏僻一些，不易引起清廷注意，更适宜于流亡在外的康有为和保皇会的人士在此开展活动。 二是地方政治因素。澳门此时正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清廷既无法对其进行控制，而葡人在当地的管辖又比较松懈，从而为康有为和保皇会人士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三是澳门维新力量的基础比较雄厚。自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兴起，澳门就逐渐成为维新派活动的重镇，戊戌政变之后，国内维新派人士惨遭迫害，维新活动的阵地被摧毁，而澳门的维新力量却未受多少损失，维新报刊《知新报》也继续发行，在海内外的影响甚巨，这就为保皇会的活动和保皇总会的设立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