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4-0104-06 2003年10月13～15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与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美、法、德、日、韩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150余位学者赴会。大会共收到论文110多篇，涉及梁启超研究的众多领域，如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总体来看，这些论文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开阔，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一 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 梁启超对国民的认识，既有传统的因素，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具有较为丰富的内容，较多地引起时人及当代学者的关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张玉法的《从改造到动员：梁启超对国民态度的转变》一文，认为梁启超对国民的态度经历了改造国民（包括批判国民）和动员国民的变化，而态度的转变和梁参与、倡导的政治运动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较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长莉《梁启超〈新民说〉与社会生存分析》一文，认为梁的《新民说》突破了中国传统讨论道德的方式（虽然也有沿袭），开始运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社会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来讨论国民道德问题，她在文中运用了量化分析的史学方法。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徐松荣《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述论》一文，从国民性改造的目标和活动、论著与内容、方法与途径等方面阐述梁氏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认为梁是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旗手和先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梁景和的《论清末梁启超的国民思想》一文，认为梁倡导的国民思想实际是倡导建立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道德观念，反映了独特的认识视角和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学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竞争”思想》一文，认为梁在近代中国人中最早产生“时代”意识，提出“国民”和“民族主义”等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民竞争”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龚立人的《新民与良知启悟：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梁透过对权利、公民、自由等理念的讨论来培养国民主体意识和改造社会。 社会性别史是一个新的领域，有助于从两性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女性及其在历史上的身份，本次会议即有论文阐释梁氏的社会性别观等。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黄嫣梨《梁启超——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史上不可略过的名字》一文，具体分析了梁氏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和活动，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性，但她认为梁仍然是促进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天津师范大学汪丹和汪兵的《是“新妇”还是“西妇”？——梁启超“新妇观”的文化评议》，认为梁的“新妇观”才是真正合乎中国国情的妇女观，而近现代以提倡女性独立人格为主导的妇女解放观，则恰恰是忽视中国国情的“西妇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林绪武《梁启超、〈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女性的解放》一文，解读《时务报》中的女性话语，认为梁等维新派把女性的解放纳入了社会改良，《时务报》则成为男性主办的关注女性问题的重要报纸，在近代女性解放中发挥了舆论导向和开民智作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高嵨航的《天足会和不缠足会》，比较了天足会和不缠足会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其关系，认为虽然天足会和不缠足会共同推进了缠足解放运动，但两者的妇女观和对放足运动意义的认识存在差异，与其说康、梁等发起的不缠足会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政治运动。 二 梁启超的思想和文化观 梁启超的思想和文化观是史学界研究较多的问题，取得过一些重要成果。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又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学术界较多认为梁晚年的思想是倒退，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喜所的《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一文，认为梁晚年不再毫无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而是试图从中西文化的融合中，达到“心物调和”，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因此，梁晚年的思想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也是后来新儒家崛起的前奏。法国国家科学院巴斯蒂《1919年梁启超游法情形与其晚年贬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一文，利用法国档案馆、一部分外交部和私人档案中梁的资料，与梁的《欧游心影录》及其他文章进行比照，认为梁早年是欧洲思想的维护者，可是到了晚年却明显地贬低欧洲文化。而梁的这种思想转变对中国思想界产生长期的影响。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延续与断裂：以清末阳明学为中心之考察》一文，认为梁启超的思想既突破了儒学的传统，但又有非常强的连续性。简言之，梁氏阳明学的历史意义在于以会通中西的调适精神来建立现代国民与国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潘光哲的《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认为伯伦知理的著作对梁的思想转变有深刻的影响，但实际是“日本化”的伯伦知理对梁氏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日本山阳学园大学班玮《试论梁启超的日本观与其思想转变的相互关系》，提出梁的人生观及其思想主要由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近代思想和价值观念、日本的影响等构成，该文着重阐述了梁和日本思想文化界曲折复杂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苏全有《论梁启超的思想转型问题》一文，认为影响转型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家乡环境、个人因素及爱国情结等。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丘为君《现代时期的“后现代”声音：梁启超的〈西洋文明破产论〉》一文，透过梁在“启蒙运动”时期所提出的“西洋文明破产论”，探讨了当时新知识分子由“传统”转入“现代”这一“转型期”的思想转折与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董增刚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的思想影响。 五四以后梁启超的文化观保守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耿云志的《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一文，明确指出《欧游心影录》是一部以思考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为中心的论著，认为梁与胡适、陈独秀等在观察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时见解基本一致，梁并不属于保守主义营垒的人。德国特里尔大学梅吉友《中国在一战后对世界政治文化格局的贡献——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为例》，认为梁启超在文中并没有直接地宣称中国优越于西方，但是人们在解读时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的《梁启超与戊戌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认为梁是戊戌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旗手、主将，这得益于他的文化开放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五四以后所继承的是梁的文化思想方向。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梁启超与中日文化交流》一文，认为梁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学界对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少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概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一文，认为梁氏是新学的创建者和推动者，于新学的内容和特性创获甚多，且给近代新学以历史定位与学理分辨，对我们更准确、更透彻地理解近代新学不无启发。香港浸会大学教育系叶国洪《廿世纪初儒家回应西方文明冲击之对策：张之洞与梁启超对中西文化整合与调和的看法》一文，认为他们一方面躬亲力行，承继和发展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回应西方文化冲击，披荆斩棘，力辟新途，均对中华现代化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罗福惠《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与近代文化社团》一文，提出三人在学会背景下从事的学术研究，基于共同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时局，都主张民族文化反省和强调民本位观念。但他们对待儒学、西学、孔教与佛教的态度有差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元青《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梁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梁为五四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广西师范学院政法系的李伟中、南开大学法政学院的刘集林、历史学院的李里锋、李春雷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梁启超的中西文化、学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