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4)01-0055-07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思想启迪了几代中国人，然而我们对他的研究则很不够。仅是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教育改造之间的关系，他就有许多精辟见解，其“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的思想和主张闪耀着思想智慧的光芒，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以往学界有过考察梁启超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课题，也发表过有关成果，但多是就教育谈教育，就人才谈人才，未能将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作深入和系统的论述。本文拟就梁启超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的关系作些探讨，发表一些浅见，以求教各方。 一 社会转型，梁启超称为社会“过渡”。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1](P166) 所谓“过渡时代”就中国而言，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分明。[1](P167)梁启超在论证“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后指出：“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为什么会如此？他认为，那是因为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也，是由于“士子既鄙考据词意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也，是由于“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也。梁启超指出，如果从小处讲，那就是“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型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1](P168～169)所以，中国要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除了政治制度的转变外，还需要从经济、文化多个方面去考虑更新，但关键在于培养和造就与过渡时代相适应的各类新人才，没有新人才也就不会有新中国和新的时代，因此在梁氏看来，举办新式教育，培育各种新式人才便成为当时中国实现社会过渡的重中之重的大事。 无论什么时代，人才问题都是国家兴衰的重要问题。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论科举》文中就指陈，中国科举制推行，改变了上下无才国之大患的弊端，但到了近代科举制则无法为社会造就各种新人才。尽管洋务运动期间“内有同文方言之馆舍，外之有出洋学习之生徒，”然“行之数十年，而国家不获人才之用。”“教而不用，则其教之之意何取也？生徒之学之，将效用也，学而不见用，则其学之之意何在也？”梁氏认为，出洋学生中未尝无才，但“束之高阁，听其自穷自达，不一过问。”一方面“日日叹息曰无人才、无人才”；一方面有了人才又不使用，更谈不上重用。梁启超感叹说：“此其吾之年不能解也。”因此，他大声疾呼，“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只有“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用之。”才能救穷和救愚。[2]（文集1,P21～31）在上张之洞论改革书院课程书中，梁氏又强调西国学校，种类不一，“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他说：西国学校其为学，“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脑中，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缁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谓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以故逢掖之间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闻焉。”梁启超以日本为例说：“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要；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渤焉也。”[2]（文集1,P104～106）他强调“人才应当在历史的变迁之中扮演主导的角色。”[3]可见，梁启超呼唤人才，尤其呼唤政法人才，很明显此中潜存着他维新变法之意图。人才问题成为制约其行新政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他说得再多，也无从实践，无从解决。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为什么我们在近代由先进变落后了。梁启超说：那是因为“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为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文集1,P11）即在太平盛世，时代日进，提高国民的知识、启发国民的智慧、增长国民的才干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国民的素质如何，关键又在于学在于教。梁启超认为，办教育不仅是教人学会做人、学会生活便了事，必须要使国民懂得，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人都要明白为何而学，为何而教，这是施教者和受教育者必须要明白的大义。可是过去中国的施教者只为“制义”而教，为“诗赋”、为“楷法”而教，而受教者则“不必读书通古今而亦能之”，所以昔之教育“求读书求通古今者稀矣”，这是中国人才乏匮之所在。而今世界变迁，中国亦处于过渡时代，中国要求强求富求发展，不改变过去的教育路向，不用新的思维，改变中国人传统教育取士的作法，中国必将衰朽下去，更无望振兴。 梁启超将中国与外国的士农工商兵作一比较，指出有知识与无知识的农工商为社会制造的价值大不一样，从而论证了知识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盛衰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土，兵有兵之士。”然而“中国无闻焉”。中国只有四者之名，五四者之实，士而不士“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2]（文集1,P15～16） 据此，梁启超强调“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斯固然也”。这就昭显了梁氏的办学理念，即学者求知识也，教者导人以正确方法求得知识求得其本事也。学为了用，教为了能用，不能用没有用的知识于求国之富强、于社会之进步无用。所以，梁启超指出：四海之内士之有无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强弱。国家既不能取士，学成亦无所用，国家贫弱便难改变。中国“通商数十年，而士之无所凭藉，能卓然成异才为国家用者，殆几绝也。”[2]（文集1,P17） 以上论述，都说明梁启超呼唤人才的苦心，他是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大视角去审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人才本既奇缺，加上各种束缚和钤制，“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才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但昔日的学校“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这样下去，梁氏认为“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2]（文集1,P18）由此可见，人才的问题，成为梁启超思考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也制约了梁的维新变法计划的推行。所以1898年5月，梁启超等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请求皇上下诏变科举时道：科举取士，谬种流传，造成“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益更寡矣。以彼人才，至愚极陋如此，而当官任政如彼，而以当泰西十六之强国，万亿之新学新艺，其为所凌弱宰割，拱手受缚，乃其固然也。”“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可是吾国“童生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4]（册2,P343～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