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4)02-098-03 都城建置究竟应该置于何处？一向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所在，比如康有为就曾提出迁都上海的主张，以为戊戌变法之张本。[1]孙中山也说：“与存亡利害有最急切关系的，则是首都问题。”[2]“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头目也。”[3]那么，孙中山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一） 关于中华民国的首都设于何处，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前后有上十处地方，为其所注目。其中，有的城市一提而过，有的则多次强调。 一提而过的城市有：重庆、广州、北京、伊犁、兰州、疏勒、太原等，提及两次的有西安，而开封又在西安之上。 1897年5月，孙中山自加拿大抵达日本横滨，他对前来迎迓的宫崎寅藏谈及建都问题：建都，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该谈话的照片藏台湾中央党史馆，[4]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5]上亦有记载。 190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孙中山指出：定都若“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6] 1906年，张继说：“民元前六年，本人在新加坡，亲闻总理云：‘统一十八省之后，可都南京；统一满、蒙、回、藏之后，可都兰州；但要扶持亚洲各弱小民族独立，则非都新疆疏勒不可。’”[7] 1912年8月29日，在与袁世凯第五次谈话中，孙中山“谈及迁都问题谓：北京不是为永久国都，将来或武昌、或南京，否则开封。”[8] 8月31日，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演讲，指出北京“万不可居，将来急速迁移。至于地点，则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无处不可。”[9] 同月，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谈话，有记者问：“闻先生主张迁都，确否？”孙道：“余极主张迁都，其地点或在南京，或在武昌，或在开封均可。”[10] 9月3日晚，在北京与袁世凯的第十次谈话中，孙中山“力主迁都开封”。[11] 孙中山之所以多次强调开封建都主张，与其诱惑河南项城人、大总统袁世凯有关。 在所有的都城候选城市中，武昌和南京是孙中山最为看中的所在。 190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孙中山阐述了武昌建都主张：“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尚宾海之建都者，必逷远武昌。夫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外鉴诸邻国，柏林无海；江户则曰海ｒｕáｎ尔，内海虽鹹，亦犹大江也，是故其守在赤间天草，而日本桥特以为津济。江沔之在上游，其通达等是矣，何必傅海？夫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雒，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候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12]该文在大陆出版的《訄书》第五十三《相宅》、台湾出版的《章氏丛书》检论第七《相宅》中都有记载。都武昌，“内可以挟骆、粤、湘、蜀以自重，外可以临制燕庭，此正得中国本部南北两自然区域势力消长之交点，而求得平衡。”[13] 1910年，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中则强调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扬州大舰可以进入，民国首都，以交通为主，因无防于民之反侧，然终以金陵为历史上声威所系，将来宜于齐齐哈尔、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国防）。”[14]民国刚刚成立的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南京与《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则表示：“南京将作为永远之都城”[15]。1月下旬，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开会决定：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临时都城不得设在北京”。2月5日，孙中山与内阁成员再次开会议决：“清帝逊位书发表后，参议院始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须莅任南京”[16]。甚至，定都南京乃孙中山让位的前置条件之一。 （二） 在武昌和南京之间，孙中山有时候倾向于前者，有时候则对后者予以强调。 倾向武昌：1912年4月，孙中山在武昌演说道：“就南方而论，又有南京、武昌之争，两地相交，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关系非同小可，希大家认真研究。还有人说，国家文明发达，要看海岸线长短，武昌僻居腹地，南京尤感偏枯。欲求消息灵通，跟上世界脉搏，就该建都于辐辏繁华的上海。殊不知孤峙海隅，租界环立，四面受敌，很不可靠。一旦强邻压境，必趋危殆。但溯吴凇，沿长江而上，镇江、南京、芜湖、安庆，叠锁重关，居中驭外的还要推武昌为天府。至于士气民心，素称振奋，武昌起义之功，就是最好的表现，目前建都北京，局势所迫，不得不权行迁就罢了。”[17]孙中山之所以对“两相比较，本无轩轾”的武昌、南京做出取武昌舍南京的主张，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就现状观察，其十分安全者，厥推武昌。”[18]类似的记载是：“（武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南足以连巴蜀滇黔，北足以控秦晋伊洛，指臂两湖，角犄三镇，则武昌信天下之根本，而上游之头目”[19]，“居中驭外，终当目武昌为天府”，“此中关系，诚非小小”。[20] 主张南京：1912年10月26日，孙中山在《在南昌国民党赣支部谈话会上的演说》中，又提出了于半年前截然相反的看法：“鄙人当时在宁提议迁都一事，极力主张迁都南京，不赞成北京，其中理由，全国形势，南京握全国之中，长江流域界于十八省之间，南京为长江之要地，交通便利。上海虽好，犹嫌太偏，如遇战事，必难保全。武昌地点虽亦适中，要以南京为最，南京据长江之险，江阴、镇江等处炮台极有力量，为南京最要门户，收海军上之利益极为完全。武昌交通以铁路较宁为胜，以地位而言，南京以马龙山设炮台，防御更为严密，紫金山再设外城，尤为巩固。南京、武昌似无甚分别，以经济上而论，南京乃鱼米之乡，武昌米须外购，若与北京比较，北京向不产米，须由南运北，运费极大。若北方人民加多，运米之费更大，若在南京，即可省此运费。且南京为海军之根本，若创设制造厂，材料益称便宜。”[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