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严复的生平事迹，近年来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海内外学者皆称他留英回国后，于光绪六年(1880)“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甚且说“实际承担总办（相当于校长）的责任”，（注：迄今为止，有关严复生平的论著皆如是说，兹不一一列举。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章有皮后锋《严复的教育生涯》，《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此论似欠准确，实为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 从目前已刊各种严复本人的论著看，没有任何自称“光绪六年担任（或者‘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文字。据笔者查找，此说最早出现于1917年池仲祐编撰的《海军大事记》中。编者称：“（光绪）六年庚辰，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以严复为总教习。”（注：池仲祐编《海军大事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9页。）严复亲自为该书作序，简述自己早年就读马江之后学堂，旋登建威、扬武轮实习，“最后乃游英之海军大学。返国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军，设学于天津之东制造局，不佞于其中主督课者前后凡二十年。庚子排外祸作，清朝群贵以祖宗三百年社稷为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师学堂去不复收，盖至是不佞与海军始告脱离。”（注：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2)，第351页。）序文中惟一与职务有关的“主督课者前后凡二十年”句，语意模糊，既未明说自己于该年或以后担任过水师学堂“总教习”一职，也没有否认。严复去世不久，与严复相交“逾四十年，比岁京居，尤密洽”的陈宝琛，应严复家人请求撰写了《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只含蓄地说“比学成归，文肃（沈葆桢）已薨。李文忠伟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师学堂”。（注：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5)，第1542、1541页。）言辞之间，仍然没有明确严复是否任过“总教习”。 后来，严复长子严璩编撰的《侯官严先生年谱》又将其父“光绪六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说法进一步细化：“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5)，第1547页。）这可能就是后人“实际承担总办（相当于校长）的责任”说法的渊源。此后，《清史稿·严复传》、王蘧常撰《严几道年谱》及其他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严璩的说法。（注：《清史稿》卷486，中华书局，1977年；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页；另见《严复集》(5)，第1543页。《严几道年谱》在“六年，总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条下注明：“据陈《墓志》及严璩”，甚为严谨；《清史稿·严复传》称：“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等句，则将严璩与陈宝琛的说法合而为一，略去了中间十余年。） 笔者以为，严复光绪六年北上，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职务实际是“洋文正教习”，而非“总教习”；升任总教习的时间是光绪十五年(1889)秋后；至于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中称己丑(1889)“直督李公派为会办水师学堂”之说亦不甚准确。由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档案毁于庚子战火，有关严复任职的直接材料已无法查证。为此，笔者将结合上海图书馆所藏李鸿章档案中的相关史料，对严复留学英国、就职北洋等若干史实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一 实际上，严复在光绪六年任职于北洋之前，在光绪二年夏已有一段北上天津任职的经历，对此，迄今未见任何研究者提及，即使严璩的《侯官严先生年谱》亦未载此事。 原来，福建船政学堂开办后颇有成效，始终关注此事的李鸿章早已知晓包括严复在内的数位优秀学生，并有选用的意向。光绪二年(1876)春，他在复福建船政局提调吴薇隐（即吴仲翔，字薇隐）的信中说：“承开示一等驾驶学生履历，藏之夹袋，以备他日驱使。年内英国订造炮船到日，当缄商丁、吴二帅，酌派前来，藉资练习。严宗光《东洋日记》具有内心，诗笔亦颇不俗，洋学谅已精通。欧洲将弁蘼不文武兼资，不似中土武夫，多无文义之诮。望寄语诸生勉为之。”（注：《复吴薇隐观察》，光绪二年四月十四日，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光绪乙巳金陵刊本，卷16。）案：严复，初名宗光。同年夏，严复随舰北行。经过直接观察，李鸿章认为张成、严复等四人“洋学、船学均有涉历，才器大可造就”，奏请将他们留在北洋工作，并得到批准：“张成、严宗光等四弁……敬已遵谕留津效用，暂给薪资。俟英国炮船到后，再派管带回闽，募水手北来。”（注：《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八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案：吴赞诚，字春帆。） 不料，一个半月后，事情出现戏剧性变化，使严复中止了此次短暂的北洋就职。 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船政大臣沈葆桢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名上奏，建议选派福州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令船政局洋监督法国人日意格拟详细章程。（注：沈葆桢等：《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船政奏议汇编》，福建船政局光绪十四年刊本，卷9；另见《沈文肃公政书》，光绪六年仲冬吴门节署本，卷4。案：几位大臣联署的奏折在个人文集中文字偶尔略有差异，无特殊情况，本文将不再另注。）经总理衙门议请饬下南、北洋大臣会商熟筹后，得旨批准。旋因日本侵台，“倥偬未及定议”，但先后继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依然关注此事。（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光绪二年，马嘉理案结束后，筹议留洋工作加紧进行。李鸿章就选派船厂学生随公使郭嵩焘赴英“水师学堂及铁甲船学习技艺”事，面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Sir,T.F.Wade)，“该使欣然允诺”。（注：《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八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原定由李凤苞任留学监督，日意格得知后，忿忿不平，“以前、后堂学生向系其一手经理，深知其造诣深浅高下，是以沈帅（沈葆桢——引者注）前三年已议定令其管带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今未便分辨，求仍酌派，与丹崖（李凤苞，字丹崖——引者注）会办”，并向李鸿章“再四面陈”。李检视旧章，确有此说；同时也考虑，“若不令出洋，彼（日意格——引者注）必恋栈于船政，徒糜岁薪，所费未省，而制造学生日就疏旷，亦无由观摩精进，以备将来总监工之用”。（注：《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于是命李、日共同拟定留洋章程，几经修改后确定船政学堂首批赴英法留学生共30名（后又增加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