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的宗族网络

作 者:

作者简介:
[日]漱川昌久,教授,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日本仙台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明末以后的福建、广东社会,在宗族组织的发展上独具地方特色。去海外谋生、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因本地区社会内部竞争激化而发生械斗,是在中国东南部地区所有宏观地域都处于下滑局面的背景中,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现象。就母村的宗族组织而言,出国打工挣钱在对宗族组织的形成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变形和分化过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1-0073-08

      一 中国东南部宗族的发展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数百年来,向外开拓了航路的中国东南部福建、广东两省居民进行的跨海谋生活动,对其故乡社会,尤其是各自所属的宗族组织的发展与变化,带来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宗族”是指称中国血缘组织的一个术语。但中国的血缘制度在通过“父系”(即父、子间的连续线)来追溯系谱的方法方面,远比日本等国家来得彻底,因此“宗族”所指,也就仅限于依凭父系血缘关系而联结起来的亲属群体。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周边各社会,在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的过程中,虽然都受到了中国式父系亲族制度的影响,但只有朝鲜社会和越南社会才比较忠实地采用了这种制度,而日本社会却与此不同,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有限度地、或恰如其分地有所吸纳。因此,如果要让日本人正确地理解中国式父系亲族集团的实质,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

      举例来说,有几条原则一般是被严格遵守的,如子姓继承父姓,同姓者之间禁止通婚(所谓“同姓不婚”),不能以异姓者为养子(所谓“异姓不养”)等等。另外,在宗族尤为发达的中国东南部地区如闽、粤两省,还常常可以发现,同住于一个村子或一条街道的居民,几乎全部由源自几百年前的某一共同祖先的同姓子孙构成。在由单一宗族成员构成的村子中,有祭祀共同祖先牌位的祠堂一类建筑,有连续记载源自祖先系谱的族谱等文献,并且举行以宗族长老为核心的祖先祭祀活动。

      然而即使在中国,这种父系血缘集团亦即宗族的发展,也只是在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地区才达到了比较显著的程度。同样是中国,在上海、南京所在的华东地区和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不管是所谓宗族或父系血缘,不管是把它们作为一种知识而有所了解,同族聚集一地而形成村落,持续祭祀祖墓和祠堂的习惯,都仅限于不多见的名门望族。在中国北方,司空见惯的是几十个姓杂居于一个村,而很少报道有如同福建、广东那样由一族聚居而成的“单姓村落”。在中国东南部,由为数成百、成千、有时是上万个同一父系血缘者聚居一处,形成一个地区社会的现象,几乎随处都有。

      在20世纪中期进行的、基于社会主义理念的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之前,这类宗族中都有称为“族产”的共同财产,由此构成了开展祖先祭祀等各种宗族活动的物质基础。附带指出,1930年代,广东省各宗族族产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总量的比例,据统计高达35%。自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虽然这样的族产大多被取缔,祖先祭祀等宗族活动也被视为迷信、封建的旧风俗而遭否定,但由单数或少数的父系血缘集团组成村落和地区社会的状况,则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保留、延续了下来。而且正如以下将要谈到的那样,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许多古老习惯和传统观念获得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在这些地区就出现了蓬勃的宗族复兴活动。

      长久以来,关于即使在中国也只有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族才达到了显著发达程度的问题,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所谓“稻米二熟制高产说”即为其中之一。根据这一理论,该地区的气候比中国北方温暖得多,因而有可能进行水稻的二熟制耕作;由于其土地的产出能力相对于周边地区为高,因此一部分剩余产品就构成了宗族的经济基础,并使得整个宗族的发达成为可能。

      此外,还有“中国东南部边陲说”。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东南部是中国的边境地区之一。在历史上,由于这个地区一直到很晚都还有可供开垦的农耕地,因此,就以父系家族为中心展开了垦荒事业;经过长时期的积累,这些家族逐渐成长为大规模的宗族。由于处在边境地区,国家的管辖与管理不十分严格,故而各父系家族须通过自助性努力来满足开发与防卫的要求,这也就构成了凝聚力甚强的宗族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族发达这一事实,并不直接产生于二熟制高产剩余或位于边境地区的同一父系血缘关系者所从事之垦荒事业。也就是说,当某地区开发到一定程度后,会使土地等自然资源出现不足,从而激化地区社会内部的竞争。在这一阶段,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权益,一种极具凝聚力的家族组织就会形成。于是,在容易遭到外族或盗贼攻击的早期边陲状况下,会产生出大量的和异姓者团结起来进行自我防卫的杂姓型共同体,而进入继续推进开发的时期后,则会出现仅仅在同姓血缘者之间加强团结的现象。

      然而,这些有关中国东南部宗族发达理由的假说,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来加以说明。的确,作为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基础,农业毫无疑问是最突出和最重要的,而且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宗族,大部分也确实都将农村作为自己的据点。但是,宗族形成的基础并不仅限于农业生产,或以农业为生产基础的农耕地的开发。在考察宗族趋于发达的诸要素时,还应该包含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要素,尤其是仅凭经济性要素尚无法还原的不同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要素。

      实际上,即使在中国,被视为宗族组织发展得最为显著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即闽、粤两省),正是人们常说的“华侨母村”地区,出身于该地区的许多中国人,因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美国和世界各地而闻名于世。以时代来看,中国人远航海外比较活跃的明末以后(16~17世纪),恰与该地区宗族真正开始形成和发展的时代一致;特别是华侨开始大量出国的19世纪后半叶,亦与广东地区宗族组织广泛普及之时相重合。这些华侨,并不都是因其在国内衣食无着而被当作“弃民”排挤出去的过剩人口,他们为大量的母村社会带来了经济性财富“侨汇”,和各种外国的文物。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