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小刀会对英美法三强的外交方针 上海小刀会1853年9月起义，时距上海开埠已经10年。上海设立租界，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口岸，驻有英美法等外交官、商人及侨民若干。小刀会起义以后即面临对英美法三强的外交方针问题。 小刀会领袖刘丽川虽是农民出身，但由于一度在香港参加天地会活动，曾经担任商场经纪及丝茶栈伙，略通英语，对西方国家也略有所知。小刀会的其他领袖也多少有过与外国交往的经历，外国人评论说：“他们的领袖大部分都曾充当过外国人的经纪人或替外国人服务过。”（注：《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04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因此小刀会从起义开始就不存在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迹象，也没有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行为。 刘丽川起义后被推为上海小刀会首领，小刀会在起义之初对列强就采取了相对开放的外交方针。起义当天上午，美国公使马沙利致函刘丽川，要求会晤。刘丽川当晚拜访马沙利，表示起义军“对于外侨一定秋毫无犯”（注：《北华捷报》163期，1853年9月10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7页。）。 小刀会起义的第二天即9月8日，刘丽川代表小刀会陆续向驻沪领事宣布了对列强的外交政策，大致为： 一、小刀会是为太平军作战，太平天国唯一的目的是打倒满清，外人不必惊扰； 二、小刀会“愿和欧洲人缔结友谊”，“欧美各国侨民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财产绝对放心”（注：《江南传教史》，《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881页。）； 三、“与各国订明照常贸易通商”（注：《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3期第2页。）。 当时上海城内设教堂5所，有外国传教士4人。9月8日，传教士向刘丽川请求派兵保护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宅安全，刘丽川表示同意，当日即“允许分派卫兵往各教堂及教士住宅保护一切”（注：《北华捷报》163期，1853年9月10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60页。）。这一天因是圣母圣诞日，传教士和教民出入各教堂，活动十分频繁，而起义军在所占领的徐家汇、董家渡一带到处设立岗哨，对待传教士和教民“像朋友和弟兄一样”（注：《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288页。）。传教士不仅在城内活动自如，而且受到起义军的尊敬。 9月8日这一天，小刀会捣毁海关，没收了美国商人的一批蚕丝，美国商人向刘丽川索取，以联合各国领事共同采取行动为要挟。刘丽川虽不愿意交还，但从大局计，最终还是将没收的所有蚕丝还给了美国商人。 尽管小刀会从宣布起义以后即对英美法三强表示友好，明确表示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容许外国传教士继续传教布道，允许与外国商人继续进行贸易，主张与各国平等相处，甚至要求外国政府与小刀会共同反对清王朝。但是，小刀会友好的外交方针实在是一厢情愿。小刀会起义后未久，便与英美法三强主要是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外交摩擦，主要有征税事件、放炮事件、传道师事件等。 征税事件起因于小刀会占领上海后宣布向所有居民征收捐税，其中涉及到部分教徒。有一殷实的陆姓教徒，小刀会宣布对其征收5万（一作1万）银元的捐税，陆姓教徒求救于神父，神父遂向小刀会递交照会。照会说：“城里的居民如因教友身份而受迫害，那么，我们都将视为这是对法国的敌对行为。”（注：《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280页。）“倘果有欺天主教人事端，就是有意以取不和也。”（注：《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3期第3页。）10月31日，法国驻沪代理领事爱棠致函小刀会，不准小刀会对上海城内天主教徒征收重捐或予以凌辱，否则，即视为对法国不友好。爱棠的要求应该说是非常无理的，爱棠在致函小刀会的同时，致函正在上海的法国“贾西尼”号军舰舰长卜拉，请以武力相助。小刀会接获这个无理的公函后，当即表示小刀会珍惜与法国的友谊，将不向城内天主教徒收税。在此影响之下，城中一些殷实富裕的人家为了逃避税收，在神父的帮助下纷纷迁至城外，使小刀会征收税收以维持军饷的计划严重受挫。 所谓放炮事件是因为小刀会占领上海后，清军围攻上海，小刀会被迫发炮还击，部分炮弹落入租界，引起法国抗议。法国责问小刀会，声称如发生伤人或坏屋事件，“本大法国火轮兵船总兵官定然十倍相报”（注：《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3期第1-4页。），刘丽川希望法国“恳为见谅”。 传道师事件发生在12月21日。天主教本地传道师郭、李二人因有刺探军情嫌疑被小刀会起义军逮捕，法国驻沪代理领事爱棠为此向小刀会递交了“强烈抗议”照会。25日，爱棠通知各国驻沪领事馆，声称法国军舰次日中午将对起义军发起攻击。刘丽川再次作出让步，释放了郭、李二传道师并被迫道歉。 小刀会友好的外交方针非但没有得到英美法三强的理解与尊重，反而被三强视为懦弱可欺。面对英美法三强的种种无理要求，小刀会可谓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在小刀会起义后不久，英美法三强先后宣布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 二、英美法三强的“中立”政策 小刀会起义，上海震动。面对巨变，英美法三强宣布“中立”，设兵自卫，对租界实行保护，以阻止小刀会进军租界并对小刀会采取观望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