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

作 者:
马敏 

作者简介:
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430079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社会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内中的曲折颇能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思想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博览会中所实际发生的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大致可离析为展陈与观摩、研究与比较、广告与宣传等方面。尽管各种形式的博览会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负面意义上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官本位等结构特征,致使博览会的科技、文化传播功能无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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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会通常包括多国参加的国际博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r exposition)和在一国或一地区举办的地方性博览会两种。近代意义的地方博览会起源于1798年由法皇拿破仑发起的巴黎工艺博览会;国际博览会(亦称世界博览会,旧译万国博览会或万国赛会)则起源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中国之参与国际博览会始于1873年清政府派员参加由奥地利政府举办的维也纳博览会。其后,至1949年,中国先后参加了在世界各地举办的20余次国际性博览会。与此同时,又在国内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博览会,著名者有1907年天津商业劝工会、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南京)、1928年上海中华国货展览会、1929年杭州西湖博览会等。(注:有关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概况,参见拙著《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光明日报》1999年6月18日。)

      尽管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历史已有所研究,但就总体而言,似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相关领域尚未涉及。(注:这方面已发表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野泽丰:《1903年大阪博览会与张謇来日》,《经理研究》(东京)(20周年纪念号)第14期(1971年3月);《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实业团的访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154号(1982年);吉田邦光:《1910年南洋劝业会始末》,收入吉田邦光编《万国博览会研究》,日本思文阁出版社,1986年;铃木智夫:《万国博览会与中国,1851-1876》,爱知大学《人间文化》第11号(1996年9月);刘世龙:《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政府产业振兴政策》,《广岛东洋史学报》第3号(1998年12月);古伟瀛:《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思与言》(台北)第24卷第3期(1986年);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台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1997年);吕绍理:《“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博览会”之研究》,收入周惠民主编《北台湾乡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梁碧莹:《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比如,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国近代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存在一个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的认识过程,但对这一过程中的许多复杂面相尚缺乏细致的分析,(注:如古伟瀛的论文采取对档案文献记载进行量化统计分析的办法,观察清朝官方对“各国赛会公会”态度的变化,但并没有就各层面详细展开,而且在统计中也没有将赛会从公会中剔出来单独分析。总之,分析似过于简略。参见氏著《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思与言》(台北)第24卷第3期。)尤其如何从技术和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博览会的功能,厘清其传播渠道和方式,已有的研究似基本没有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所掌握的资料,从思想演变和实际运作两个层面,对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科技与文化传播情形及其局限作一初步的探讨。(注:本文写作承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提供查阅档案方便,又承蒙赵祐志先生无私悉数提供所复制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外交档案”中“赛会公会档案”有关资料;日本野泽丰先生特馈赠有关博览会的论文和书籍,在此一并致谢。)

      近代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近代博览会的本意和目的,在于汇集各地的产品与技术于一地,通过陈列和评比,奖优汰劣,鼓励竞争,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与文明的进步。但在博览会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其着重点又有所不同。通常在博览会初起之时,更多强调的是工商品的比较、竞争,即把提倡竞争精神,振兴本国工商实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来考虑。例如,拿破仑首倡工艺博览会于巴黎,初衷便是要通过奖励的办法,提高法国产品的竞争力,进而同英国展开全面的经济竞争,实现压倒英国而称霸欧洲的战略目的。为此,法国继1798年首次博览会之后,又迫不及待地相继于1802年和1805年在巴黎召开第二、第三次博览会。(注:李文权:《中国对外博览会之失败及对于本年日本巴拿马三宝垄三博览会出品意见书》,《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1914年1月)。)

      到1851年英国于伦敦首开万国博览会(即世界博览会)时,其重心开始转向宣扬英国的国威和工业革命的成果,促进科学、技术和人文的进步,推动人类的整体性文明交流,从而赋予博览会崭新的涵义和更高的境界。这次人类的空前盛会由英国艺术协会(Society of Arts)主办,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恰如时人所指出:“(大博览会)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参与其中,而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工业技能、艺术品位与科学精神。”(注:Charles Babbage,ESQ,The Exposition of 1851.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51.)从实际成果来看,英国首届万国博览会的确体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种蓬勃的生气和面对未来的无比自信,使工业革命“求强”、“求新”、“求胜”的时代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该会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婿阿尔伯特公爵亲自督办,历时5个月之久,前往参观人数多达600万人,作为博览会主体建筑的“水晶宫”巍峨璀璨,体现了当时的先进科技和人类建筑的新形式。

      不难看出,由法国、英国开其端绪的博览会本身是18世纪至19世纪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产物,但反过来又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要素的结合,使工业革命的火种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迎来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科学大普及的黄金时代。人们今天须臾不可离的电灯、电话、电报、打字机、尼龙……最初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博览会走进千家万户的。博览会在近代科学传播和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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