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上大总统书》是护国运动中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也是梁氏一生最饱满酣畅的名文之一，它鲜明地表达了梁启超对袁世凯帝制活动和复古倒退的强烈反对，同时也揭示了梁启超与袁世凯本人的复杂关系。这封信当年在上海、天津、北京各大报纸全文刊载，传诵一时，影响巨大，多数的关于梁启超和护国运动的论著中都在重要的位置以相当大的篇幅引用了这封信，可以说在学界也流传很广。但是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史学界却长期存在着1915年4月底和1915年12月中旬两种说法，惜都未做详细考证，写作地点则多认为南下动身前写于天津。本文通过考辨，确证《上大总统书》写于1915年12月12日，而且并非写于天津，而是写于大连。 1915年从4月到12月，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革命派一贯坚持反袁立场外，改良派、南方军队以及北洋派内部对袁世凯的态度都发生重大转折。1915年4月袁政府正困于和日本的“二十一条”谈判，暗中的帝制活动已经停止，公开的帝制活动还未展开，如果梁启超在这种形势之下能够写出这封激烈反对帝制的《上大总统书》，那么他就不像是一个妥协动摇、不轻言暴力革命的改良派，倒近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立场了，这等于模糊了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界线，考辨此信写作时间、地点的意义就在于此。 一、“四月说”和“十二月说”的分野 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了丁文江、赵丰田编，胡适作序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其中将《上大总统书》系于1915年4月，经过增修、流传最广的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启超年谱长编》对此也未作修正。由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根据原件或抄件编成的关于梁启超的基本史料，且编校质量较高，因此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以后相当多的著述往往稍加辨析（仅据信中“省亲南下”四字）甚至不加辨析就沿用此说，比如耿云志、崔志海著《梁启超》、董方奎著《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陈其泰著《梁启超评传》、董四礼著《梁启超》和董方奎著《旷世奇才梁启超》等都采用了“四月说”。 台湾张朋园先生1978年对“四月说”提出了质疑：“此信在丁编《梁谱》（页452～454）中，谓四月下旬所撰，编者误。按原信又见《中华新报》十二月二十一日，《时报》十二月二十三日。此信当成于十二月十六日前后，及任公抵上海，各报始揭载之。”[1](p.85)以后一些学者在提及此信时也采用了1915年12月的说法，比如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孟祥才著《梁启超传》、杨天宏著《新民之梦——梁启超传》等，但未加详细辨析。 “四月说”源于《梁启超年谱长编》，“十二月说”主要以发表时间为据。由于旧稿新刊的情形在当时并不罕见，因而仅以报纸发表时间为据还难以使“十二月说”成立，而“四月说”也仅以“省亲南下”四字为据而不及其他，二说都未作详细辨析。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著述中“四月说”似乎更流行了，所以这一问题似乎确有加以考辨的必要。 二、内证：信中内容所涉及史实发生在4月以后12月中旬以前 该信中涉及的多处史实经过辨析，与1915年4月以后12月中旬以前，特别是11月至12月发生的事件一一对应，证实了该信不可能写于4月第一次南下前，而只能是写于1915年12月第二次南下之时。 (1)“友邦责言”[2l(p.714) 在该信的开始，谈到国体问题的阻力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友邦责言”。这与1915年10月28日英国、日本、俄国三国驻华公使正式向袁政府提出劝告，反对帝制相应。日本政府并且于11月6日召见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如果袁世凯数月内仍改帝制，将是对日本的“欺侮”，并派海军二舰南下，态度强硬。到11月12日，随着法国和意大利的加入，三国劝告已经扩大为五国劝告，给袁世凯造成了极大的压力[3](pp.775-776)。 考虑到当时列强在华势力，和袁政府对列强的极大依赖性，五国劝告无论在袁世凯心中还是在梁启超心中，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梁启超在以后的一些重要文稿中对于五国劝告的提法与这封信是一致的。比如，《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一开始就是：“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亦复骚然。”[4](p.1)又如《云贵致各省通电》：“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4](p.3)因此这封信中所指“友邦责言”就应该是指1915年10月底到11月的五国劝告。 反过来说，假如此信是写于4月，则当时正是中日“二十一条”谈判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帝制活动的暗中进行尚且暂时终止，更没有什么公开的表示，当然更谈不到针对国体问题的“友邦责言”了，所以“四月说”不通。 (2)“党人构难” 信中提到的与“友邦责言”并列的帝制阻力就是“党人构难”。“党人”一词在民初专指革命党，这当然是指革命党的起事了，而且与1915年12月5日轰动一时的上海“肇和之役”完全相应。12月初“国民代表大会”的国体投票已经接近完成，竟然发生了由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杨虎等策划的肇和舰武装起义，而且是发生在中外视听所聚的上海，对帝制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当时全国各大报纸如上海《申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天津《大公报》，北京《顺天时报》等都用很大版面加以报道和评论，连篇累牍，逐日深入，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后湖北、湖南、广东、安徽等地党人行将起事的传闻几乎无日不有。孙中山先生写道：“上海发难而后，云贵踵起，竖讨袁义旗，作共和之保障。”[5](p.247)十分恰当地把“肇和之役”作为云贵起义的先声，因此梁启超在事件发生几天之后醒目地提到这件事，是非常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