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版布告考释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存孝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南京 210001

原文出处:
南京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太平天国在革命过程中成就非凡、影响中外的一项是著书立说工作。金田起义之初,便见端倪,建都天京后更是推向顶峰。太平天国编著出版了具有浓厚革命思想和宗教色彩的刻书和布告。在接待来天京刺探情报或抱善意访问的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和领事及传教士时,常将刻书和布告送给来访者。这些刻书流散海外,分布在西方国家的宗教团体、图书馆、博物馆和高等院校内。去年笔者作为首位华人学者有幸目击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全部太平天国刻书和布告——该馆特级藏品。尽管它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刻书具有同年同版之处,与中国也有少量的同龄产品,但其中有世界唯一的原刻书和原版布告以及同年异版作品,则是世界和中国所鲜知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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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4.9 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2-0051-07

      1994年,笔者应澳大利亚澳华历史博物馆之邀,曾对澳洲有关文物古迹进行考察。1996年接罗尔纲先生大函,告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批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并要我便中去仔细察看,惜1997年罗先生已仙逝,但此重托一直储存我心中。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3年5月,笔者应该馆之邀前往协助鉴定,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经历三天的全面仔细察看,收获是巨大的。因为我有幸终于目睹了这批密藏于海外“冷宫”四十年的中国之宝的风采。现特撰文,首次公布于华夏,以飨读者。

      一、原刻书的来历及现状

      这批原刻书是该馆于1964年从英国伦敦布道会购入的一大批有关宗教方面书籍中的一部分。笔者发现原版刻书共二十二册、抄本一册计二十三册,均为太平天国早期出版物。其中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一册,壬子二年(公元1852年)八册,癸好三年(1853年)十二册,甲寅四年(1854年)二册。

      这批刻书,除甲寅四年新历一册系单装外,其余已被伦敦布道会用白棉线装订成册,并在合订本的自制扉页上写了目录,惜有差误。但有三处留下收藏者——1853——1854年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的随行神父葛必达(P.Clarelin)的笔迹。它如《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重刻本)亦有模糊的英文痕迹等。

      按1853年11月30日,布尔布隆率使馆秘书顾思(C.de Courcy),翻译马吉士(M.Margues)及法国耶稣会神父葛必达(P.Clarelin)、南柯禄(P.Gottelaud),乘“加西尼号”兵舰访问太平天国,12月6日抵达天京,次日,公使遣顾思等登岸,拜见夏官正丞相黄玉崑、夏官副丞相赖汉英。10日,法国公使率葛必达及问答式传道师亲自入城,法国公使受到顶天侯秦日纲的接见并与之会谈。傍晚公使告别回舰,葛必达等则留在城中二日,葛必达自述他“在广西军内的两天两夜,是在谈论历史的宗教中度过的”(注: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27页。),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天京“散步游览或打猎”,所到之处总是被友好的笑脸相迎,公使还受到十三响礼貌的敬意。”(注: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22-23页。)。值得注意的是,葛必达在自述中未提及他接受过太平天国赠书一事,倒是道及他离天京前曾托一个来舰的太平军一名小官吏随带几本宗教书回南京,因为“葛必达神父曾经答应送给〈太平天国〉首领的”(注: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28页。)。据此,《太平天国史》等著作均“等因奉此”不晓真情。

      笔者目睹葛必达的签字纪事,证明葛必达确曾接受过太平天国的赠书,否则也不会出现临别时赠送西方宗教书还礼的行动了。因此葛必达接受赠书一事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葛必达接受了哪些太平天国刻书,据知有:《幼学诗》、《太平诏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等一部》、《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三字经》、《旧遗诏圣书》(第一卷创世传;第二卷出麦西国传,第四卷户口册纪)、《新遗诏圣书》(马太传福音书)、《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共十五部太平天国初期原版刻书。

      葛必达并未看重这批重贵礼物和宣传品,尽管他在刻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墨迹,到上海后他便将这批刻书送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可是阿礼国又借花献佛转赠给在上海的英国伦敦布道会。往后直到被澳大利亚购藏,这批刻书才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对内教育对外宣传工作,而编著刻印发行其有自己特色的书籍和告示,便成了紧急之任务。因此从天王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之初,便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实践证明:这项刻书刻布告活动,在一定规模运作下,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二月,太平天国诞生。次年四月,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广西象州、武宣一带时,殿六检点李寿晖即被授予“正典镌刻”,命其“校对一切印书”(注:《贼情汇纂》卷二,见《太平天国》第三册,第64页。)。既有正职自必有副职,既有主管官员自必有一定的机构和操作人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此记载是所见的最早的太平天国刻书情况,迄今所见只有《幼学诗》和《太平天国礼制》两种,其中《幼学诗》,澳大利亚即收藏有一本。

      辛开元年九月,洪秀全更明白宣布“今恐通军大小男女兵将未能熟知天父圣旨命令,故特将诏书天父天兄圣旨命令最紧关者,汇编镌刻成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欢心也”(注:《汇编天命诏旨书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8页。)。这就把刻书的动机目的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而难能可贵处,盖此时的太平天国正处于军事倥偬并无固定稳定的处所的艰难之际。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一面积极网罗人才,一面先后成立了“诏书衙”“诏命衙”“镌刻衙”和“刷书衙”等一系列印刷出版机构,将刻书的发展推向顶峰,故时称“汗牛充栋,人人习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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