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0117(2004)01-0035-04 成长于岳阳湘阴，就读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是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第一位驻外公使。然而，这位显赫的钦差大臣却前前后后五次归隐，长达25年之久。 科举出身的郭嵩焘饱读儒家经典，无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其实，归隐这种“出世”是建立在建功业的“入世”基础上的，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就无所谓息影林泉的归隐。郭嵩焘的归隐观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入世，归隐时期他眷恋不舍的依然是其忧虑的时局和洋务，积极上书朝廷，执教城南书院，创办思贤讲舍，大力传播王学，王闿运佩服他能得“船山之要”，希望走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一、归隐的深层含义和郭嵩焘的五次归隐 （一）归隐的深层含义 “归”即归来之意，“隐”即隐居之意，“归隐”就是退出官场回到民间或故乡隐居。“归隐”在历朝历代儒学士人中古已有之。北宋范仲俺脍炙人口《岳阳楼记》，流传着千古绝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斯不计自我得失，忧乐俱在天下的宏伟抱负，显然是对传统儒学理想人格的扬弃和发展。原来儒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当这个目标不能达到时，则应有所节制，可屈可伸，可进可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固然是一种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积极入世而以善于自保的高尚品德，尽管是一种唯心主义说教，但却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它一方面蕴含着具有永恒力量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经世传统中的“穷独达济”的文化心态，给人一种“清高自持”和“善于自保”的消极因子。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归隐是竹林七贤。 （二）郭嵩焘的五次归隐 沿袭千百年来仕人的道路，郭嵩焘通过寒窗苦读儒家经典，历经数次科举落第，29岁前后终因十年不屈不挠奋斗而荣登进士之榜，走上了出世为官的人生道路。“三十而立”，立起了事业的支柱。然而，这位湖湘弟子置身官场，却如坐针毡。官宦之士前倨后躬、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为名为利争相攻击的肮脏灵魂；正直之士一心为国弹精竭虑却屡屡反遭迫害的失意心态……一切的一切，久久萦绕于心，久久难以释怀，于是，一次又一次归隐故园。然而，时局的艰难，国事的剧变，又怎能让一个念念不忘治国平天下的人平静地度过息影生涯呢？太平天国起义的烽火烧灼着他的心，边疆频频告急的情报常常让他感时伤怀。郭嵩焘又一次一次走出湘阴家园，去救时挽局，去实现一个伟丈夫的非凡抱负。就这样，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郭一直在“仕”与“隐”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上交错行进，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构成晚清仕人中一桢别样而独特的风景。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起义前夕，既是同乡又是至交的郭嵩焘与左宗棠就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社会动乱即将来临，因此“为山居给邻之约。”[1]850年2月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湘阴首当其冲，郭氏被迫举家避乱，“离眷避地玉池山梓木洞，依其戚李石帆”。[2]梓木洞人心风俗醇厚，又有山水朋友之乐，的确是个避兵佳处，归隐到1853年3月，为期三年有余。农民战争的烽火愈燃愈旺，严重威胁清王朝的安全，更危及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利益，郭嵩焘“出山”来匡时救世，在湘军幕中充当摇羽毛扇的角色。 郭嵩焘以一介书生，第一次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亲眼目睹伤亡以及行军景象，“历生平未历之险，受生平未受之惊”，屡战又多不利，困厄之感在所难免。何况他离家已久，千里乡愁，使他益感归心似箭，“湘岩故息壤，吾甘死耘锄”的心情呼之欲出，遂于1853年9月26日回到故乡。然而，战友江忠源突然在庐州阵亡。郭极为悲痛，作诗《哭江中丞》：“七叶两京廑北顾，九州一柱竟南倾。孤臣闲退今华发，日倚柴门涕泗横”[3]悼友感时，痛大将之亡，哀乎于辞。郭嵩焘难以隐居，江忠源死后不到一个月，1854年1月，郭嵩焘前往衡州，帮助曾国藩商定水师营制，匆匆结束了为期仅有三个月的第二次归隐。 1860年1月郭嵩焘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前往山东，检查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有无隐匿侵吞，他花了二个多月时间，力争废除二百余年的积习，可为国家课税三百万，为此跑遍了山东沿海，走访每一海口，将他收集与见闻一一记录，拟定章程，资料汇集七巨册之多，利弊情伪均在其中，如要整顿，实举手之劳。但他历尽艰辛，结果因僧格林沁蜚语弹劾，“忍苦耐寒，尽成一梦。”[4]不仅使规划山东全局的计划“溃败决裂。”而且殃及无辜。他在山东专心访求有声望、有才干的士绅，反让诸绅横遭查询之祸，他的同年萧氏更因此丧命，郭的“私心痛惮”，岂待言哉？他一心想替皇帝办事，为国家开利源的雄心壮志，竟因不知官场的险恶，成为泡影。他的失望与挫折感，久久不能释怀。“浩劫干戈满，驰驱益自伤”[5]，于是从1860年4月至1862年5月进行为期二年的第三次归隐。“微才多病甘归隐，愿睹唐虞酿太和”[6]，郭嵩焘再次出山，是应李鸿章所请。1862年4月中旬，江苏巡抚李鸿章奏保郭嵩焘司道实缺。同月下旬，诏受郭嵩焘苏松粮储道。此时李鸿章组建淮军，初生之犊，豪情万丈，很想大干一番，也因而极需人才。他在上海常与洋人周旋，颇需擅长洋务的人才。他还要带兵打仗，更需要能筹饷的人。既懂洋务又能筹饷者，在他看来，除了郭嵩焘之外，实无别人。郭并非轻易会改变归隐的初衷，正如美国史学家汪荣祖分析，同治改元，多少给郭嵩焘带来一点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在李邀郭之前，郭已慧眼识英雄，认定比他小五岁的李鸿章犹如黑暗中升起的一颗明星，必将大放光芒。郭并非一定会预见李将位至相国，而是觉察到李将有一番作为，令他感到惊喜。[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