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学流行程度与西学书 西学的传播在晚清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传播的速度与深入的程度如何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洋务运动官员的提倡与启蒙思想家的呐喊并不完全等于人民大众的实践，而且大众对西学的体认也与知识界与官界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历来的研究只重在上层阶级对西学的认知及体验，对于一般士人及大众于西学的态度并不明了，因此对于西学在晚清的流行程度实际上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只有加上这一研究，才能了解社会思潮的全貌。 以往对于西学流行程度的研究并不深入。邹振环的《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一文，从外语教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注：载《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1期。又，德国爱尔兰根大学的徐艳博士，目前正在做有关外语教科书的研究，对这一问题也很关注。）但正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论著目前尚未见到。具有先行意义的是周振鹤先生的两项工作，他在《一册只有四叶的书》一文（注：见周振鹤：《中人白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介绍了江南制造局的一个标明价钱的书目，并且把这个书目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目录做过一些比较，提示了书目对于讨论这一类问题的资料价值。他还以个人的收藏为基础，汇编整理了《晚清营业书目》一书（注：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为我们考察晚清西学的流行程度建立了基本的资料平台。本文正是在他的思路的启发下，参考了《晚清营业书目》中的资料，结合当时报刊杂志上的售书广告，以期对晚清西书的流行程度做一次尝试性的研究。 在对西书流行程度做讨论之前，应该先对晚清流行的西书种类作一总体把握，即对当时流行的西书作一分类，然后再具体分析各类西书对当时国人产生影响的情形。这一工作当然是有难度的，顾燮光曾在《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说：“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关于政，学不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通人之誵知难免也。”笔者在研读过程中也深有同感，在此亦只好勉为分之。 首先是直接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书，这类书多为从西方原著翻译而来。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西书。这类书的内容早期多为天文算学，后来举凡物理化学动植物学无所不包。第二类是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知识的书，这类书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为多。第三类是关于西方社会制度的书，这类书在甲午战后数量迅速增多，且很多都为从日语间接翻译而来。第四类是关于社会科学知识及西方文化的书，这类书当然很早就有但数量不多，二十世纪初期数量迅速增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这类书严格说来当然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文艺，但它们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知识信息与一般的社会科学书几乎具有同等的社会效力，在此将它们合并讨论。 其次，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涌入的过程中自己撰著或编写的书。可大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政论。如《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等，反映了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觉醒之后发出的呼声。第二类，应试参考书。1901年朝廷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社会上便出现了大量的以帮助士子应试为目的的参考书，如《皇朝经世文新编》、《时务通考》之类。这些书都含有多少不等的西学内容，但对西学的概念还很模糊，没有形成知识体系。第三类，游记。这多为中国人游历或出使外国所著，数量很多而且很受国人欢迎。 第三，教科书。教科书是西书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门类，尤为重要的是，它的发展与兴盛是和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以来的学制改革相联系的。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陆续发布上谕，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所谓“新政”。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措施是：1901年诏令各省设立学堂；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其切实办理京师大学堂，拟定学堂章程；1904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派孙家鼐充任，总管全国教育；1905年诏自丙午(1906)科开始，废科举，从学校选取人才等等。（注：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1988年版，第221页。）在这些新政措施中，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的学制，但没有在全国实行。1904年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因公布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而被称为“癸卯学制”。这个学制自1904年一直延用到1911年，对以后的学校制度影响相当大。教科书的大量出现多得益于“癸卯学制”的颁行。在此之前所出的教科书量少且不成系统，而当“癸卯学制”颁行之后，各大出版社陆续印行了各类教科书，教科书得以大量刊行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系统，其分类也渐趋细致，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大批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最具代表。当然，在这些书中，我们还应该把外语教科书及外语工具书区别对待，以便能更清楚的看出当时国人接受西学知识与西学工具的差异。 考虑到资料的性质，本文的讨论将分两大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多个书局和出版社所发行的书目比较。第二部分，以1904年上海书业工会的书底为依据，把书目的性质作一详尽分析。这两个部分所用的资料都是不同的。其中第一部分的书目资料因为来自不同的书局和出版社，而书局的性质、地点及刊行的时间都有差别，又加上资料来源的分散，发行书目的时间跨度较长，所以这类书目显得相当杂乱，但如果把这些资料加以充分细致地分析和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不同性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书局发行西书的基本情况。第二个部分的资料则是1904年于上海地区所发行的书目，和第一个部分的资料相比就相对集中和单一，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在。因为时间短且地点集中，就有利于我们进行同一时期的不同出版单位之间的书目类别的横向比较。
